安康寺庙文化漫谈（一）

寺是指僧众供佛、居住之所；庙是指旧时供祀祖宗或神灵的屋舍。一般来讲，信佛的称寺院，尊儒崇道的称庙宇。本文所言安康的寺庙，糸指清乾隆四十八年兴安州升府及公元1913年裁府留县所设的安康县境内儒、道、佛三教中，名气较大，影响较深，“点击率”较高的寺和庙。《诗经·大雅·思齐》：“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中的“庙”，指的就是供祀祖宗的屋舍。如：宗庙，太庙之类。《史记·封禅书》：“而雍有日、月、参、辰，……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之“庙”，则指供祀神灵的屋舍。如：火官庙、泰山庙之类。就儒教和道教而言，无论他们供祀的是祖宗或者是神灵，因其均有形象，《释名·释宫室》有言：“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故谓之庙。”因而儒教和道教都将其进行宗教活动的屋宇称为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佛教将其供佛、居住之处称寺，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寺，本指官署或者官舍。这是因为自秦始，以宦者任外廷之职。如掌管刑狱的叫大理寺；掌管礼乐郊庙社祭事宜的叫太常寺；掌管朝贺庆吊之赞导相礼的叫鸿胪寺等等。相传东汉明帝时，天竺僧摄摩腾以白马驮经东来，初止于洛阳鸿胪寺，遂取寺为名而立白马寺于洛阳雍关西。白马寺建成后，“寺”才逐渐演变为佛教活动场所的名称。梵语称寺为僧伽蓝摩。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以伽蓝为僧寺之名。隋炀帝大业中改称道场，至唐复名寺。

中华民族自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之日起，就产生了自己的宗教。这种宗教以部落、氏族英雄人物为崇拜对象。如相传黄帝是发明舟车、宫室、衣服等器物的神；炎帝、神农发明种植、医药；伏羲发明家畜驯化；燧人发明火等等。他们是人，也是神。这种传统的民族宗教信仰，往往是氏族领袖死后为神，受到本族祀奉，带有氏族、宗族的印记。是活着的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寄托。到了春秋战国，随着诸子百家思想体系的产生，中国社会也就逐渐有了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尚未有固定名称。后又随着封建帝王与民间百姓，交替不断的大造其神。于是便逐渐地产生了以孔子为“教主”的儒教和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自东汉明帝刘庄永平时期，即公元58—75年间佛教传入我国，至魏晋南北朝，尤其是经过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二年（573）“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后。”（此次将佛教排名于后，是因为佛经中缺乏“孝”。）到了隋唐时期，由于这三教都具有辅助王化，整齐民心的社会功能，因此三教都受到封建政府的重视，在他们的支持下，儒、道、佛三教开始并称。旧兴安境内包括安康则将三教的“教主”并称为“三圣”并建“三圣庙”让他们同享一炉香火。儒、道、佛三教，虽道不同而教亦异，但其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却是相通相同的。前两年有关部门为“安澜楼”等景点征联时，曾为佛教寺院撰联曰：

贪、嗔、愚，即君子三忌；

戒、定、慧，通典章五言。

佛教将“防非止恶曰戒，息虑随缘曰定，破惑澄真曰慧”。贪婪、嗔怒、愚昧，为佛家守戒所必须禁忌的。而《论语》所言“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即儒家所倡导的“君子有三戒。”《楞严经》所说的“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与《孟子》所言“知之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哲理亦如出一辙。此联正是将佛家的出世与儒教的入世，兼收并蓄地联糸为一体，意思是说：佛家所禁忌的贪婪、嗔怒、愚昧与《论语》中讲的戒色、戒斗、戒得是相通相同的。只有务必戒除，才会有修养；而佛家所讲的守戒、禅定、得智慧和儒家所讲的“定、静、安、虑、得”这五点也是相通相同的。只有坚持恪守，才能学有所成。

又如：“万事师表”，本是道家用来称颂老子的。出自晋葛洪《神仙传》：“老子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也！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清圣祖玄烨用此四字题儒教孔子大成殿额，同样可以用未褒奖儒家的“至圣先师”，在道德学问上是永远值得学习的榜样。由此亦可看出，儒和道所崇拜的都是“祖宗”，即始祖或先世中有功德者。《礼·祭法》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后人注疏称：“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

清人陈承惠为旬阳县境所撰《修建三圣庙碑》言：“三圣之生也不同，而时亦不同，而心则同也。不同而同，同属于善而复其初也。春秋无孔子，则乱臣贼子何以惧？天下无佛法，则世间滆洞之恶徒，阴司何以得解脱？天下无道敬，则水火旱潦之灾何以清除？此正三圣之所以天地同德者也。”安康境内多寺庙，且“逢寺庙便烧香，见诸神就磕头”者甚众。此即为儒、道、佛三教不同而同，香客之心则同也。

文 庙

文庙是封建王朝祭奉孔子的庙宇，也称孔庙。春秋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始于孔子旧宅建庙，因《论语》中孔子的门徒时常尊称孔子为夫子，所以孔庙又称夫子庙。汉平帝元始元年（前38）曾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此后历代王朝都尊称孔子为圣人，诗文中多称孔子为宣圣，孔子庙因此有宣尼庙、圣庙、宣圣庙之称。唐开元二十七年（72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因而孔庙也称文宣王庙或宣王庙。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以后又不断加封，因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庙也被称之为至圣庙。元明以后通称文庙。

文庙与学校合一，则始于北齐之时（550—577）。各地群学，皆于坊内立孔子、颜回庙。从唐贞观四年（630）起，因学修庙，即庙建学，学庙合一，各州县郡学校中普遍建有孔庙，所以学校被称为庙学，孔庙也被称之为学宫。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是否存在儒教，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不存在儒教，“儒”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儒”这个字，原本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它的字义是“优”、“和”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并足以说服别人。所以他们只能称为“儒家”；有的认为存在儒教，孔子为“教主”是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利把孔子学说宗教化，并独定儒教为一尊，其宗教体系完成于宋代。其实，学术思想不能与传统文化划等号。造神，尤其是封建帝王册封神号，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在封建王朝尤其是帝王的支持下，到了宋代，儒教体糸已趋于完成。它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道、佛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信奉“天地君亲师”。“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天地”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师”相当于解释经典，代天地君亲之言的神职人员。《四书》、《五经》是儒教的经典；祭天、祭祖、祭孔是规定的宗教仪式。童蒙入塾（学）读书，开始接受儒教的教育时，要对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文庙则成为教徒（儒生）定期聚会朝拜的场所。

文庙或曰孔庙遍布全国，可归为四类：一是曲阜本庙；二是流散在各地的孔子的后裔所建的庙；三是京师文庙；四是地方文庙。前两类都属于家庙，后两类统称官庙。安康文庙首建于元代推行“虽荒服郡县，亦皆有学”之时，具体年代约在元贞元年（1295）至大德元年（1297）间，由知州唐天骥主持修建，初名“金州宣圣庙”。具体位置当在今天的古楼西街以北至古楼街到当铺的黉学巷间，座北向南，大门面临今古楼西街，旧称“崇道街”，义即崇儒尊道或曰崇尚道德教化。此庙是地方文庙，属于官庙。由此可见安康在元代以前，文化之落后。因为经过北宋的数次兴学，已使“学校殆遍天下”的情形之下，安康一地尚无文庙或曰地方官学。同时又说明：文庙向类似于安康这样荒服地区的拓殖过程，也就是学校向这里的渗透过程。

“金州宣圣庙”历经五十余年风雨，到了元至正十年（1350）已渐致倾圮，时逢“达鲁花赤买闾来监是州”。“达鲁花赤”，什么意思呢？蒙古语的译音，意为镇守者。蒙古统治者为了保证对各被征服地区的控制，在当地官员之上，都派出达鲁花赤监临，以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元世祖定官制，达鲁花赤也作为定制保留下来。路、府、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品秩与同级路总管、府州尹和县令相同，但实权大于同级官员。元代“州县莫不有学”，“买闾来监是州”无疑在地方文庙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与同知、判官、吏目、学正等地方官员相商共谋，捐奉银并经年余时间改造重修，使大庙并两厢及周围廊庑以间计，综合二十有二；殿内两厢有复圣颜回、述圣孔伋、宗圣曾参、亚圣孟轲等“四配”与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等“十二哲”以及其他弟子及历代名儒像以人计，总共百有余。由此亦可见：安康的文庙，不建则已，建则即具规模。

“儒学，在文庙西。”具体位置当在今天的大南街至当铺巷之间，因早先的儒学大门开在大南街，故此街旧称“育贤街”。育，培养。贤，有德行的人。育贤，即培养有德行的人。就如同我们今天把学较所在的街道命名为“育才路”、“培新街”一样。清康熙十二年（1673），总镇王怀忠将儒学辟道南出“崇道街”，这里所辟南出之道，即今天的当铺巷南段。北段与南段接界处，至今仍有一东西向的拐角道路，即学校所在之处。由此向东行走又有一小巷可达今天的古楼街，又因巷子西端的出入口即为辟道之后的学校大门，故名“黉学巷”。黉学，古时亦称学校为黉学。黉学巷，顾名思义，就是去学校的道路。

位于“崇道街”的学庙，先后遭遇到明永乐、成化、万历及清康熙年间四次汉水坏庙，十余次修葺。其基地最终除了学庙南的街道外，东西北三面在历次汉水淹城并致文庙塌圮，到重修重建的时间段，被百姓经年蚕食而为民居。可见，当时的安康人并不重视教育。因而知州王希舜才会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那场洪水过后，为修葺文庙所撰《捐修文庙引并序》中说：“兴安虽僻处山陬，弦歌礼乐之风，前此者未尝不有。而名教不作，科第无闻，则自谁始也？毋亦先圣之神灵未妥，而斯文统绪，遂或几乎息耶！此在修之者所当急讲也。”意思是说：安康虽僻在山旮旯，但春秋以教礼乐，冬夏以教诗书的风气，应该说早就应该有的。可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地方就没出过有作为的老师，也没听说有谁金榜题名了。这是由于既没有学较，也没有一脉相承的教育体糸，一句话教育落后到几乎没有气息了。所以在此次捐资修建文庙、儒学时，首先要讲清这个道理。康熙四十五年（1706），文庙又一次遭遇洪水袭击。不得已方于翌年将其迁建于新城，名为“兴安文庙”，正门棂星门也叫先师门。大庙虽几经修茸，其主体木结构仍保留着元明的建筑风格。简洁明快的歇山式屋顶下是相大而疏朗的斗拱，整体造型既华美，又不失元人粗犷质朴之风，实为旧兴安城内规制最高的古建筑。

庙学合一，是源于我国古时学宫祭祀先圣先师的传统。《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春官样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必拜奠于先圣先师。”先圣先师，也就是先世有道德的人。具体说来，按照“作之者谓之圣，述之者谓之明”的划分，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样一些“承先圣之所作以教于大学者”则是先师。发展到后来，至圣先师便专称孔子。之所以要在学宫里祭祀先圣先师，是为了表明学者尊道敬德，让生徒在虔诚肃穆的祭祀中，通过“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的日渐月磨，养成对先圣先师的礼敬和景仰，进而考索他们的德业和事功，并以建立这样的功德相期许。明洪武五年（1372），知州马大本在大成殿后建明伦堂；成化八年（1472），知州王坪将明伦堂迁至儒学并在堂前建进德、修业二斋；十五年（1479），知州郑福又在明伦堂后增建退思轩；嘉靖五年（1526），知州周臣改进德斋为博文、修业斋为约礼以及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兴安州奉御在大成殿制“万世师表”匾额，都包含有对孔子的礼敬和景仰以及教化学子也包括他们自己，对德业和事功的思考。

殿内正中木龛原是着帝王冠服的孔子塑像。自明嘉靖时有大臣奏称：举天下州、府、县学之孔庙无数，所供孔子之像不一，有失体统。于是除山东曲阜孔子家庙外，凡孔庙再不塑像，只以神位代之。清初，有人议加孔子谥，遭康熙反对。他认为封王上号均不足以彰明孔子的伟大，故罢封谥论，于孔子只称“至圣先师”，上及天子，下至庶民，一律拜行师长之礼。孔庙牌位也由“大成至圣文宣王”改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因而清代的外省籍官员到此上任的第二天，都要到文庙行香释奠；每逢初一、十五，也要例向文庙叩拜，以示尊崇文教。王希舜所言：“朔望过此，拜跪趋跄。”即是。除此而外，他们还要主持和主祭每年春秋“上丁”两祭。即农历春二月和秋八月上旬的丁日，也就是初三那天为各级地方祭祀儒教始祖的日子。

整座孔庙没有名家或学子题写楹联，若要，只能用乾隆帝手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按说对联自五代迄今，几题遍海内名山大川、古庙崇楼。有清一代更是禁城内外，百姓人家近乎无室无联。但孔夫子的庙中却使历代官宦仕吏、文人墨客羞于挥毫，主要是怕落得个“班门弄斧”或者不自量力的笑柄与骂名。清高宗弘历自视风流，当然不惧贻笑大方。联虽不是很工稳，却也实属难得。其上联是集《大学》的精髓，下联典出《孟子》，题在孔庙也算得中肯和意味深长了。

清乾隆十七年（1752），安康有了书院，即“文峰书院”，所谓“庙学”也就变更成了“官学”，后也称“州学”或“府学”。文庙则完全成了地方上每年春秋“丁祭”的神圣殿堂。如今在新城尚有街巷称谓为“黉学巷”和“府学街”，前者为庙学合一之时去文庙或曰庙学的巷子，后者则是去（关南）书院或曰府学的街道。

民国时期，随着兴安师范、安康中学及几所高等小学的建立，教育方式虽与封建时代的“官学”有所不同，但仍保留有到文庙祭孔的“入学礼”，只是将跪拜改为鞠躬。祭祀的时间，也由每年春秋“上丁”两祭，改为每年一祭。时间在秋季开学前三日，即公历的八月二十八。由督察专员主祭，县长和地方守军首长陪祭，各个学校的入学新生都要朗读《礼运·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本是秦汉间人，根据有关原始社会传说而虚构的太平盛世。用于此则是让学子们明白读书的目的和做人的道理。

规模宏大的文庙，绝不只是楼坊殿阁、坛祠斋堂的简单相加，其中寓有深长的意味。如古乐一变为一成，九变而乐终；至九成完毕，称为大成。后引伸称集中前人的主张、学说等形成完整的体糸为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宋代尊孔子为“大成至圣”，元祐六年（1091），哲宗赵煦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因以文庙主殿为“大成殿”；又如，《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里所说的人伦，即封建礼教所称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五种关糸。也称五常或五伦。为封建社会中所规定的人与人相处的关糸准则。因此，好几任州官在重修文庙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明伦堂”的改圹建；再如，“棂星门”是文庙中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但其在早却为“灵星门”。灵星，即天田星。古时凡祭天，先祭灵星。故汉高祖“命祀灵星”。至北宋仁宋天圣元年（1023），筑郊台外垣，始置灵星门祭天、祭灵星。将其移用于孔庙，始于南宋《景定建康志》和《金陵新志》所记，以“尊天者尊孔”为由。后人以汉祠灵星祈谷，与文庙无涉，又见门形如窗棂，遂改灵为棂。这些变迁与发展过程，与孔子从一介布衣，演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的过程紧密相连。它的新敝盛衰，事关儒学命运，是一座浓缩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也是地方社会发展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