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安康城中的旧街巷（八）

    丁字街
    丁字街在朝阳门外，旧属东关镇所辖。从朝阳门上俯视，出城门有一竖一横两条道路，交汇处形成了一个“丁”字状的路口，故有此名。
    若从“上北下南”的读图原则看此丁字路口，那一横西接朝阳门，东向则偏北至磨盘坝，因其形成街的年代较晚，故称为“丁字后街”，是人们自城东沿着汉江河边到“老津渡”的必经之路。老，历时长久。津，渡口码头。俗云：“隔山不算远，隔水不算近。”故亦称“老津关”。今人谓之“老君关”乃口传讹变也。继而又有人越来越怪诞地将此关口与“太上老君”联系在了一此，确也应了那句“钱越带越少，话越捎越多”的民间俗语。
    那一竖形成的时间早，故谓之“丁字前街”。也正是因丁字后街的形成，又从油房街中才引伸并分出了此前街。其北端与后街交汇，南行约十余步后便向东南斜插至“头道牌楼”。此牌楼即“节孝坊”，是封建社会为宣扬旧时的伦常礼教，在此处所建的旌表节孝妇女的牌坊。《清会典》三十《礼部》：“京师暨各省州、县、卫，各建……节孝祠一，祠处建大坊，就旌表者题名其上，身后设位祠中。”在与丁字前街贯彻相连的油坊街的道路上，共建有两座节孝坊，自西向东行至这两条街道接界处的这座，人们习惯上就称其为“头道牌楼”。“二道牌楼”在原东坝小学附近的小堤以西。
    出朝阳门自丁字后街顺着长春堤（俗称东堤）城墙根与东四王庙间，有一通向河街的道路，民间习惯上称其为“水道口”。大庙的后院墙与街道间原为一片空地，在街房尚未建造前，这一带是群众做买卖的地方。许多小商贩专门等候在这里以小额微本收购，自老津关渡河过来的农民所捎带的农副产品，然后拿进城去转手。这些贩夫既老练世故、又熟达市场行情，且能言善谝。任进城来的务农劳作之人，用荆条筐子盛的，用布袋饭单包的，用棕叶提子兜的，用挑粪桶装的如干鲜果蔬，五谷杂粮，禽蛋鱼肉，野味家养。但凡被这些“生意精”接截，就没有不让他们贱买贵卖的理由。
    丁字前街与油坊街贯通相连，（早先并没有丁字街这一说，而是统称为油房坊街。）在没有汉白公路前，是走旱路经由平利通蜀达楚的大道，故街道两旁或开设店面、或摆摊设点的家户，相对于后街而言虽说多，但大都属于小本生意，经营亦极为平常。多以便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日杂、副食、小百货为主，也有专营本地粗制窑货和草鞋、草绳、草帽子的店面。
    已几近风烛残年的丁字街，实在是太僻背了，一切都很简单，故事自然不多。然而，这不多中却也有难忘：“文革武斗”曾将“丁字”街口炸作一个大堰塘；水后重建又将朝阳门的出入口移了位。如今，它又少了市井的喧嚣与生活的繁杂，同时也使得人们把发生在此间的烦恼得失遗忘得干干净净。
    东关四条正街
    东关，亦可谓东郭，在旧城之东。早先因防洪之需曾先后筑有三堤：东为“长春堤”，今称东堤，作用于“御汉水挟黄洋河之回流泛滥”；北为“惠壑堤”，今称北堤，功能为“捍汉水涨溢”；南为“白龙堤”，今多谓这一地为“南头子”，主要是“制南山施家、陈家二沟奔流之水”。此三堤与旧城东城墙合围，清嘉庆二年（1797）时，在三堤各开启一门，分别是：东曰“朝阳门”，北曰“迎恩门”，南曰“兴文门”。这样再加上旧城东的“仁寿门”，堤复为城郭，称为东关。
    东关内有一什字路口，是东西南北四条正街的交汇处。这四条街分别为东正、西正、南正、北正街，亦省称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内中多居回民，而清真寺则多建在南街，这里就先从南街打头说起。
今天的南街，是由南正街和静宁北路两条街组成。南正街即什字口以南的正街，原属东城居民委员会；静宁路则是以原南街一带有两座静宁寺而名，曾归属于城郊村民委员会。
    上述介绍，南正，好理解，是以方位而有的街名。这里需要理清的是静宁和静宁寺。
    静宁，本为地名，属甘肃省。汉置阿阳县。晋省。后魏复置。隋省。宋置陇干城。庆历三年建德顺军。元置德顺州，寻改为静宁州。明清皆属平凉府。公元1913年改静宁县。
    静宁寺，《兴安州志》谓其有三。“一在城东门内，二在东关，即清真寺也。”看来，静宁寺原本是清真古寺的代名词。何至会如此呢？想必最初在安康注重清真寺坊建设的阿訇，其祖籍地是来自甘肃静宁之故吧。
    从地理位置上看，南正街与静宁北路同在东关的什字口至兴文门间；从旧《安康县志》所附《安康县新旧两城全图》上看，此南街应为完整的一条街，而非由两条街所形成。且还有个不俗的称谓叫“兴隆街”。兴隆，昌盛也。祈盼民族昌盛，兴旺发展之寓意油然而生。不知因何未将此街名保留下来，更不知为何将好端端的一条街道一分为二？
    《州志》所载三处静宁寺，除一处在旧城东门内的毘子巷，另两处座落于东关者，则为此街中的南寺和北寺。随着回民户口日增，其中尚武好勇者颇盛，武举颇多。而文举以鲁长卿《续府志》所言：“有清近三百年，仅马贶宾一人而已。光绪季年，始有拔贡一人，优贡一人。”然而，早在道光时于此街内增修之小寺，却能随街南之兴文门谓之“兴文寺”。兴文，振兴文治教化也。可见回民兄弟中不乏有识之士也。
    接下来再说北街。
    北街在什字口以北至惠壑堤间。旧《安康县志》谓其为“什字北街”。今称“北正街”。
    早先，此街虽有经迎恩门出入水码头之便，但又因其在惠壑堤内，地势多洼下，（壑，沟池，坑地。）若遇秋霖，则积涝无所泄。倘堤外南山之水泛滥，汉江之水暴涨，喇叭洞口行洪不畅，内外一片汪洋，重则堤决而轻则堤圮。光绪十五年（1889）即致“长春堤护身之大卧牛圮焉。”知府童兆蓉在《补修长春堤记》中有言：“虽然堤所以护城，臥牛所以护堤，无堤是无城也，无臥牛是无堤也。”由此亦可见，秋雨之虐带给这一街区的危害，以及青牛镇水的传说，已然深入到仕民人心。
    在北街的迎恩门内东边一侧，座北向南背倚城堤处，亦有以老子李耳乘青牛西游的传说而建的老君庙和青牛台。老君，即老子李耳，也称老聃，春秋时楚之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曾为周藏书室史官，所著《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诞生了我国古代的道家学派，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并被道家附黄老，尊奉为老子，称太上老君。唐高宗乾封元年（666）上老子尊号曰：玄元皇帝，武后改曰：老君。故该庙联为：唐皇奉为祖；大道传其经。可惜，此大庙于内战时的1948年，被地方守军实施坚壁清野时拆除。
    正是因北街一带的地势多沟池凹坑，生活居住条件与号称“小南关”的南街相比要差出许多。条件差住家户自然就少，直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铁业社（现为汉滨区机械厂）才在街的东北角，即老君庙旧址发展成为国营机械厂的厂区。与此同时又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将一街两行建成单层瓦屋面民房区，从此也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北正街。
    最后说东、西正街。
    东街在朝阳门内至什字口；西街在仁寿门外至什字口。东街较端直；西街则在出了仁寿门后先朝东南方向斜插，然后又折转回来朝东北方向斜插，等于在东门外至竹集街口间，先形成一“V”状的街道，接着再端直到什字口与东街相连。今天所见端直的西正街，系经1983年水灾过后，重新规划所形成的新街道。
    其实，与西正街紧相连的仁寿门，即是旧城的东门。在东关尚未形成前，朝阳门是此东门的称谓。清嘉庆二年（1797）时，旧城向东扩展至今称东堤的长春堤，并在此堤开启了新的东门。东为朝阳，故朝阳门又成了新的东门的称谓，而老东门便易名为仁寿门。这东、西两条街又正好处在新、旧朝阳门之间，故两街合二为一亦称之为朝阳街。只是后来的人们为了口语表述方便及通俗易懂的需要，于是就干脆以街内什字，界定出东西南北四条街来。
    昔日的东、西正街，是从城内经由朝阳门东去老津渡及店子口的必经之路。客商、市民及务农劳作之人皆往来于此，小生意因此日渐兴隆，故街中的摊贩明显多于字号。而市肆中最多的，还应是卖熟食的摊子及各色小吃，有名的主要有：烧饼、炕炕儿、油酥馍；油条、油糕、糖麻花；豆包、节头、油旋子；蒸面、凉面、浆水面；豆浆、米汤、糊辣汤……行旅就便打点充饥，摊主则殷勤地接待着四方客商，今日，城中的早点和夜市，多为其文化传承也！
    洞子街
    洞子街，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段历史的记忆。洞，孔穴、深穴。洞子，这里系指1958年全民“大放钢铁卫星”并为确保“钢铁元帅升帐”，在旧城墙上所挖的“炼钢炉”。后成为一些人的住所，并形成街坊邻里集聚，门前道路通达的“街”，被人们戏谑为“洞子街”。当然，此称谓中既含有调侃，也含有辛酸，更多的则是无奈。它主要分布在大南门外的南城墙和东门外的东城墙，尤以“猪娃儿场”以东和“潘家坑”一带最具规模。
    居于洞子街的多为“左”的年代，“一抓就灵”的“阶级异已分子”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返城居民。这种状况的产生一是因为“文革武斗”。攻城的一方用自制炮弹和飞行炸药包，狂轰滥炸；守城的一方为扫除阵地前的障碍物，放火焚烧。将土西门内外的西大街、石堤东街、上河街、翠花街；西城墙内的白庙巷、南井巷；水西门内的鲁班巷、金银巷；仓房楼一带的南、北城隍堰、套子巷、沈家巷；朝阳门外的丁字街；南马道至大南街间，北马道至大北街间。还有五星街、古楼西、安悦街……近两千间公私房屋被毁，造成住房极度缺失。尽管政府统一在培新街、大南街、北城隍堰等处废墟上建造了许多民房，仍无法缓解住房紧张的困难局面，因而居于洞子街中的便为分配住房时被“政审”淘汰的人家。二是当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作结束后，又组织了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运动。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落户居民未经许可纷纷自发地返城。回城后无房居住的，按当时的规定不予安排住房；原本有房而在下放时已被作价收购的，亦未有返还的政策。于是有条件的便于城外大桥路、红卫路、解放路和兴安路等四条马路边搭起了庵棚；没办法的，城墙洞子便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处。
    居于洞子街中的人，并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沉沦。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倒也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住在潘家坑一带洞子中有一名叫邹廉钦的，是一位单身老者。此人曾在旧政府的民政科当过差，写得一手好字，“傅家河大桥”即为其所题写。1974年春节，老先生以毛泽东“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当做春联贴在了洞门口，被公安带去审查。后又觉得此举并无大错，因为在当时以其诗词句做为联语，已是一种不成文的“新八股”，于是便罚他在城内满街道书写了几个月的宣传标语。待政治环境宽松了，又要过年了，老先生在其所居之洞门口又贴出了“半城半乡半桃园；一人一洞一神仙”。
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随着有关部门对收购下放居民私有房返还政策的落实，政府对城市住宅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洞子街中的住户也就逐步地减少了。到1983年洪水灾害后，仍居住在洞子街中的人家，被政府全部安置在了“灾民临时过度房”，洞子街随之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结 语
    前些年曾在《安康日报》上读到《昔日的大北街》和《昔日的石堤街》两篇短文。后又在咱当地的电视节目中，看了几期《小巷的故事》。（鄙人亦参与了一期，说的是当铺巷。并言本地当铺始于明代，有误。）总体感觉不错，很受启发，但从中也发现这些昔日的故事，多以今人的目光在看待历史，或者以民间传说来进行学术探究。还有就是望文生义，想当然地解读街巷及其所发生的故事。于是便想：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生活栖息于斯，且又钟情于斯地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探究的我，何不将自幼行走并较为熟悉的大街小巷，尽可能系统地整理成文字，在丰富自己退休生活的同时，也让“老安康”们更多地了解自己居住或曾经居住过的这方热土。
    话说旧街巷，最重要的是探究它们的称谓，因为街巷得名的缘由，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如以地理方位命名的“金川街”；以交通地利命名的“通津街”；以郡城历史称谓命名的“安康街”等等。
    街巷称谓所指代的历史进程，地理环境和乡土风情等构成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只要走出这个称谓一步，就不再属于这独特的历史文化了。如：“毘子巷”与“篦子巷”，“金盈巷”与“金银巷”，“周济街”与“竹集街”。还有“通津街”被俗称为“大北街”，“宝丰街”被俗称为“小北街”。这些意思相反，内涵全无而令人遗憾的文化现象，从另一个侧面亦反映了安康文化的落后。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地名都在更换，何况改变一下一街一巷的名称又有何妨。问题是许多地名的改变大都是由于政治变迁，总是为了要表明我们不但要推翻一个旧世界，而且还将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绝非从文化的角度去考虑新的命名。如“文化大革命”中，将许多令人神往，且文化内涵十足的街巷名称的“命”都“革”掉了，然后改成“红卫”、“跃进”、“灭资”、“立新”……等等文脉中断，魅力不在，优势全无的政治口号。也正是出于这种有意无意的惯性———这个非文化的传统，才使得我们直到今天，仍对街巷名称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缺乏认识，以致也会“挖掘”出如把“金州”这个国家闹分裂的产物来命为街名的文化现象。
    文化内涵丰富的街巷称谓及故事，深深地融入了安康文化的精髓，成为历史文化的见证。故探究旧街巷还要探究这座城市的建城史与发展史，包括公署城池，建置沿革。不然就会把民国时期位于“东大街”的县政府与今天的“五星街”区政府所在地混为一谈；也要了解每条街巷的长短宽窄，尤其是其所处的区位优势，不然就会将“老西门”内人头攒动的热闹繁华，视为今天的“西大街”或者西关的“石堤街”、“金川街”；再就是要理清贸易行业与商业布局的状况，不然就会妄言“小北街”为富人街。
    如今，“桥西广场”（姑且随他们的叫法而言之）正在兴建中，石堤东街、翠花街、教场口子被荡涤一平后，倘若再将它们的名称删除掉，然后再重新命上所谓“与时俱进”的新名，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失落与茫然了。那么，谁来守住这个看似不起眼，却又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或许，《话说安康城中的旧街巷》会成为一息尚存的历史记忆。
    本文将就此告一段落，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内中所谈皆为老城的旧街巷。为什么？相对而言，笔者对新城及其街巷的了解不多、不深、不透，自然也就不敢“假装四六充虎头”去贸然妄说。于是便与世居新城的文友牛谦才先生相商，请他来“话说”最好，所以要这样，也是对地方文史负责，对读者诸君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庆幸谦才兄给了面子，已欣然应允并愉快地接下了这个活儿。读者诸君，咱们瞧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