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

安康寺庙文化漫谈（二）

作者：石　麟来源：发布时间：2010-12-07 00:00

濂溪书院

濂溪书院，属旅居在安康的湖南籍的商民，以籍地为纽带，以书院为基地，为“悦亲戚之情话，慰良朋之契润”而建的一座属于儒教的庙宇，祭奉的是中国的文人墨客所熟知的《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庙的旧址在今天的西大街粮食幼儿园一带，建造时间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当地人多称其为“湖南会馆”。其实，说“湖南”只是泛称，因为湖南地大了，有道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境内同为湖南人所建的性质相同之庙，则名曰“紫云宫”者有之，神为“大禹王”者亦有之。故准确地说：“濂溪书院”的建设者，主要来自当时的永州府，且以道州籍人氏居多；言“会馆”是人们对此类性质的庙的一种口语化的表述方式，而庙门题额则为“濂溪书院”。

濂溪，水名。在湖南道县，旧称道州。州西营乐乡有安定山，山有溪名濂溪，因周敦颐家居在濂溪边，便自号为“濂溪夫子”，学者则称其为“濂溪先生”；书院，本为宋以后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私人或者官府所立的讲学和修习学业之所，是有别于官学的一种教育方式。二十七年后则将书院统称学堂。

“濂溪书院”在道州，其前身为祭祀周敦颐的专祠，后逐渐发展为集祭祀、藏书、教学三位一体的学府。名闻天下是在南宋景定三年（1262），郡侯杨允恭请得皇帝御书“道州濂溪书院”匾。此后，著名学者李挺祖被任命为“掌御书臣”，对院舍进行了大规模扩修，凡祠宇、斋舍、讲堂均修茸一新。杨允恭亲作《濂溪书院御书阁记》，宣扬兴学宗旨：“国家之建书院，宸笔之表道州，岂徒为观美乎？！岂使之传习文词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欲成就人材，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时设山长、斋长，主持教学、祭祀和掌管书院事务。入元以后，朝廷明令对濂溪书院严加保护，复塑濂溪先生神像，至正二年（1342）山长欧诚能、五年（1346）山长戴世荣再次大修，建有应门、濂溪祠、杨公祠、两庑、诚源堂、光风霁月堂、清远楼、爱莲亭、瞻德亭，规模宏大，为湘南之最。又援例聘请周氏子孙之贤能者，世为山长。著名学者欧阳玄作《道州路重修濂溪书院记》，告诫师生“教者师道自树”，“学者善人自期”，作一个“真儒”。明代弘治、正德、嘉靖、万历、清代顺治均有修葺。康熙二十五年（1686），皇帝垂亲，赐“学达性天”匾，学风昌盛一时。湖南道州人在安康这一新的入籍地，建此大庙并称“濂溪书院”的缘由，也就不言而喻了。

安康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可谓：钟山川之灵秀，扼水陆之要衔。“复制”的“濂溪书院”，是以道州为主的同籍贯的湖南人，进行集会或者寄寓的场所。老乡们相会于此，联嘉谊，笃乡情，襄义举，则有如回归乡梓之感。又因“书院”涵有尊儒重教的积极作用，而被人们誉为“真儒过化”之地。

供奉在庙堂之上的“濂溪夫子”是神，也是人。一向被学术界认为是北宋理学中“程朱理学”一派的开山祖师，在中国儒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其所据儒学者对古代占筮用《易经》所作的各种解释，结合道学思想（这个道学与道教学说的道学在内容上不同）提出了一个宇宙观，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太极“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产生阴阳万物；而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人以中运律己，以仁义治人，以修养而成圣。修养的方法在于无欲主静。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其学说及理气二观念，不仅对于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儒教“禅理”的诠释以及“修行”的方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太极图说》是以孔孟思想为主干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发展，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很大。过去慧远通过吸收儒学和道学，以发展佛学，这时周敦颐又通过吸收佛学、道学以发展儒学——理学。《爱莲说》虽短，但字字珠玑。不仅表明其洁身自爱与不同流俗的高尚情操，也表示其对世间争名夺利者的鄙视。直到今天，“出淤泥而不染”仍约定和影响着人们的走向，并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湖南人以宗教的方式，建此圣庙专祠进行供祀活动，也是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弘扬传统文化、激励士贤的一种形式。入处，大门与戏楼连为一体，庭院后与拜殿前为一莲池，每当夏季莲花开时，荷叶可亲，见之忘俗。殿前联曰：

不远数千里而来，合湘南东道、岭南西道，招邀殿前君子；

愿闻二三子之志，会汉儒经学、宋儒理学，沉醉池中荷花。

庭院西侧近城墙处，又有“湖南船帮”所建偏殿，内奉汉江水神“平水明王”。并以其常行水路，多有缧绁之厄的实际，殿前楹联则以周夫子自述诗句：

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

正是“书院”里的人如此这般地，怀着对濂溪夫子魂牵梦绕的尊崇与景仰，才能于座落于东关东门内暴家巷中的“铁匾寺”旧址，兴办“濂溪小学”，为安康的教育做贡献。“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千百年来，不知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不知醉倒了多少文人墨客，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倾倒、为之痴狂！而建于安康的“濂溪书院”，究竟是庙？是学府？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周敦颐品格和精神的纪念、传承和弘扬。正如清代王代言《爱莲池怀周元公》诗所云：“爱莲曾有说，穿凿竟成池。公自心源净，人从色相窥。物形皆理寓，大道德师资。水面风来处，悠然千载思。”

三闾书院

建庙目的及庙的性质与“濂溪书院”相同的“三闾书院”，位于内环路新、旧“水西门”间，座南向北面对龙窝堤的那段城墙，为旅居在安康的湖北省武昌府及其所辖的兴国州的商民所建，属“乡帮”集会与禋祀之处，当地人多谓之为“武昌会馆”。内中所祭奉的是“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建造时间在清道光年间。

三闾，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的官名。《集解》引汉王逸所作《离骚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索隐》引三国韦昭《辫释名》说作解：《史记·项羽纪》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即指此三家大贵族。至战国时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之职，后以“三闾”专指屈原。

学识渊博，精于辞赋的屈原，其生平的文化活动，现在所知的有三项：一是教育，二是立法，三是《楚辞》的创作。前两项的详细情况已不可确考，只有第三项成就辉煌，奕奕继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然而他并不甘心做诗人，却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定要治国平天下。一门心思劝导楚怀王彰明法度，举贤任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一身匡时济世之才，却因奸邪谗毁，直惹得楚怀王不胜其烦，将他去官。等到楚顷襄王执政，干脆把他流放江南。执著赤诚的屈子报国无门，孤身徘徊于汩罗江畔，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失落之极，失望之极，只有怀沙抱石，遗恨波涛。他峻洁的人格和不幸的遭遇，引起后人无限的景仰与同情。在汉代，贾谊、司马迁过汩罗江时，都曾驻揖凭吊，洒一掬英雄之泪。后贾谊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而司马迁则在他那无韵的史书里，留下了一篇满含悲愤的《屈原列传》。

书院往往是与儒学挂钩的，而儒学的思想用一句语来概括，就是关于做人的道理。中国学术发轫于先秦，汉代尊儒家著作为不刊之经典，通过解释学而建立起一门儒。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屈原及其楚辞作品却几乎同样早地受到关注与推崇。从刘向、司马迁、班固、杨雄、王逸算起，经汉越宋至清，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热点”。儒，最终又形成了“教”；而屈则形成了“学”。因此，这里所说的“三闾书院”并非如“濂溪书院”一般，是为讲学和修习学业。而是指屈原的追求，及其所赋予生命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的死亡选择既不神秘，也并非狂热，而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态度。屈原对死亡的选择，即是对丑恶现实的彻底否决，又是对理想人生的执着憧憬，极大的感染、启发着后世人们。如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生存；稽康、阮籍的悲愤哀伤等，都是这样。他们虽然没有选择死亡，却把面临死亡时才最大地发现的生的意义很好地展露出来。故来自荆楚之地的武昌人知道，屈原投江所突出的死亡的复杂性，在于他并不只是对死亡的悲哀，而是在死亡面前那种执着顽强的生的态度。也就是说，既然连死都愿意选择，又何况“贬”、“窜”或其他？这种理性的选择，正是“武昌帮财力既雄，人亦盛极一时”之根本。绝非如《鲁氏续志》所言，为运送建造“书院”所需砖石木料，“竟不顾一切决然”“挖城为缺”。

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文化史上，屈原无疑是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文化名人”，来自于荆楚之域的武昌人，将祭屈之庙谓“书院”，除了体现他们的“以崇文为傲，以祀贤为荣”的传统观念外。重要的还是想在“秦地”呕歌使人扼腕长叹的悲剧诗人。有拜殿楹联为证：

哀怨托离骚，生而独开诗赋体；

孤忠报楚国，余风波及汉湘人。

再看临街左中右三个石梁大门，正中石额自上而下，竖题“三闾书院”。两侧门石额则从左至右，横题“秦障”于东；“楚柱”于西。意思即寓屈原是秦国入侵楚国的屏障或曰障碍，也是楚国抵御秦国的坚实基柱。楚国若不失去屈原这根“顶梁大柱”，安康一地也就不会在周郝王三年（前312）时被秦国占领。因而，在每年端午屈原自投汩罗之日，“书院”内老乡相契同祭祀，礼乐威严寄哀思。唱半天大戏，同读招魂呼屈子：叹靳尚何奸，郑祖何婪，张仪何诈，怀王何暗，顷襄何狠，宋玉何悲，贾生何太息。痛屈子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其势虽悲壮，却也令人叹服。屈原之所以能够获得不朽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他的崇高的品格，他的坚持理想和“九死不悔”的壮烈精神。而所有这些，正是我们历久而不衰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为历代百姓、社会精英、仁人志士，也包括生活栖息在这方热上的每个人，“提供了精神营养和支持。“三闾书院”已不复存在了，“屈原精神”是永恒的，弘扬由此所派生的“屈学”或曰“楚辞学”也正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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