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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佛教“四大丛林”（二）

作者：周邦基来源：市方志办发布时间：2011-03-15 00:00

安康佛教“四大丛林”（二）
◎ 周邦基

    万春寺
    这又是一处与怀让有关的寺院。
    怀让（677—744），唐代僧人，俗姓杜，金州安康人，禅宗南宗始祖慧能的弟子。宣扬顿悟，不主张坐禅。住南岳，又称南岳怀让。
    《兴安州志·山川志》说：（郡城）“东北五里，曰白云之山，白云之泉出也（一名卓锡泉）。而南流注于汉。有寺名万顷，更名万春，为南岳怀让道场。有洞焉，可以游观，是多宋明今人题咏。乱后，兴郡诸明胜皆淹没于榛莽之中，而此寺独存，时人比之鲁灵光殿焉。”道场，指佛寺，隋炀帝大业中改天下寺为道场，至唐复称寺，是佛、道二教诵经礼拜成道修道的地方。这里的“怀让道场”，应解为万春寺是纪念怀让的地方。
    《州志·祠祀志》说：万春寺“在汉水北白云山下，先名万顷寺，在今寺东南高冈之上，后移寺于山阿，更名万春寺，创于唐南岳怀让。祖师开山，规制狭小，明嘉庆四十年重修。林木郁丛，昔有大竹千竿，干霄可爱。入山门东折为天王殿；中有平地，上筑路台，上建古殿五楹，中塑诸佛像皆古甚。回廊四周僧寮环之，殿后转东有白莲池，其上徒壁不可登。顺治十六年重修。寺前有万春洞，洞内皆唐宋明人题名。中坐观音大士像，唐咸通十二年（871）辛卯八月塑。其时已是怀让死后百余年了。（宋）宣和五年七月，知金州军事李縡，睹其岁久，特为设色。（清）康熙二十三年，州守李凤翔于洞门刻‘白云深处’四字。下有南岳禅师白云泉，一名锡泉，一郡之名胜也。”这里说“创于唐南岳怀让”，与《山川志》所言“为南岳怀让道场”不同。《山川志》记述为“多宋、明、今人题咏”；这里却为“唐、宋、明人题名”，提前至“唐”，去掉“今人”（此处今人当指清康熙三十四年编纂此志时期的题咏），大约是为了与“创于唐南岳怀让”相呼应。事实上方志记录在案的题咏皆在宋以后，分别为：
    宋李宗道《万春洞》；
    明孟廷榆《于龚师宪游万春寺用韵》；
    明孙铨《游万春寺用壁间韵》；
    明张颂《与刘刺史游万春寺》；
    明刘钟英《游万春寺步张别驾韵》；
    明王一麟《游万春寺》；
    明张涣《同潘少参游万春寺观竹》；
    潢南山人《秋过万春寺》；
    无名氏《题万春寺壁》；
    清喻于信《游万春寺》；
    清张恪《同谭石泉刚长宿万春寺》
    清周邦《雨后卢太守招饮万春寺》；
    清傅龙金《万春寺》；
    清刘应秋《万春寺》。
    现场摩崖十块，最早的为宋大观四年（1110）所崁，且从宣和五年（1123）刻石可见观音像虽塑于唐代，但却为怀让圆寂近一百二十年后的咸通年间。
    《州志·仙释志》述：“南岳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唐仪凤二年生，有白气瞩天，高宗传敕金州太守韩偕亲往存慰。年十岁，惟乐佛书，十五依荆州玉泉寺宏景律师出家。通天二年受戒，谒曹溪见六祖，师既得法传。祖后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岳居般若寺。贞元四年，一日沐浴，趺跏入灭，世寿八十，僧腊六十，追谥大寂禅师。师传马祖，马祖传百丈，百丈传黄檗，黄檗传临济，渊源至今不绝。兴安之万春寺，乃其开山云。”这里有关怀让的“生平”，显然是来自《五灯会元·南岳怀让禅师》。由此可见，当地人能知道怀让也是源于此类佛教文献。
    在佛教文献中除了《五灯会元》，还有《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都有怀让是金州安康人的记载，但都没说怀让在金州郡城或郡城附近的佛寺诵过佛经。且当时的安康并不是清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所设在郡旧城的安康（县）。
    怀让时的安康，本三国曹魏攻取汉中地后，将汉中郡一分为二，另立魏兴郡时所设的安阳县。晋太康元年（280），更名为安康县。《水经注·沔水》：“汉水又东历敖头，旧立仓储之所，傍山通道，水陆险凑，魏兴安康县治”。唐至德二年（757），改名汉阴县。《宋高僧传·唐南岳观音台怀让传》所言：“释怀让，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这里的金州系指金州郡；安康则指郡以外的县，地在旧汉阴。而且，原著依据唐《文萃》卷六十二，对“金州安康”句作《注》曰：“安康人，张正甫《观音大师碑铭》云：‘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为郡人’。”说明怀让本人尚不知安康应属金州之地，所以他自报籍贯就只言自己是安康人。赞宁作《传》时才以安康属金州下县而述为“金州安康人”。后人也包括今人据“金州安康人”句，则多有附会而俱伪。
    星罗寺“有唐怀让禅师庵”，怀让“年十岁，惟乐佛书”，并不能等同于怀让是在星罗寺或者万春寺诵读佛经；万春寺主奉观音大士，又有“怀让卓锡处”的场景，正解则正是“南岳观音台怀让禅师”。而非“创于”怀让或“乃其开山”。但怀让是安康人，是值得安康人骄傲的“名人”。当《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传入安康后，使人们眼界大开：原来，我们这里竟然出了位大名鼎鼎的高僧。人以地胜，地以人名。于是方志的编纂者又因情感、观念和学识的关系，在流传中产生变异并附会上去种种想象的解说，以讹传讹。对此，“知州王希舜论曰：兴安穷山邃谷，白云万重，其中固多仙佛之踪宜矣。然其自此笃生修炼成功者，或百世而得一人，或千百世而得一人，则亦未必非川岳之所降临也。悬仰休芳，若或遇之旦暮也。”
    “禅”为梵语的简称，意为冥思静虑，以得智慧，是释尊修行之一法。它虽不是中国所始有，但以禅“学”来华，继而成其为“宗”，至唐构成近似禅“教”则为中国所独有。自禅宗兴，佛教遂逐渐波及城乡妇孺千年不衰。禅宗之顿悟，影响中华固有文化至巨，则是怀让推而广之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星罗寺“有唐怀让禅师庵”还是万春寺有“怀让禅师卓锡处”，都应该解读为：是后世人在金州郡而不是在安康县为他建的“纪念堂”。
    万春寺后的山坡上葬有地方文化名人张补山，始于清道光年间买卖书籍不纳税的“国策”即由其而产生。相传，万春寺香火到后来不旺的缘故亦由其所致。
    张补山，安康新城人，清道光元年（1821）举人，讳“鹏飞”。因其开设“来鹿堂”书店，自制刻版印刷出售之书都是经其亲自校注出版，并且印有“补注”字样，故号“补山”。中举后的张补山带了一批书籍赴京师游览兼售书。行至北京卢沟桥（传说为六安桥）时被税局拦截让其纳税。张补山以书为自己所读为由与税官发生争执，气愤之下又将税卡官员一阵痛打。事发当下由宛平县处置时，因其是举人，身有功名，宛平县奈何不得。于是又将此案先后交由顺天府和六部衙门。最后他索性写下“上道光皇帝言事摺”，说明书籍上税会加重读书人的负担，增加贫穷人的读书困难。道光皇帝知其言之有理，遂下旨买卖书籍一律免税。
    张补山死后葬在万春寺后的山坡上，坟头墓门正对大殿。后不知何故，万春寺正殿内所塑的观音和四大金刚身上似汗水淋淋起满水珠，尤其是观音大士眼睛中的水珠如眼泪汪汪，寺内的香火也因此而逐渐地衰落下来。一日有远客至此，言说此情景是因为张补山的坟墓坏了佛寺的风水，遂在正殿所奉观音大士像的背后塑了一尊站立的韦陀。该韦陀左手拄降魔杵，右手食指则直指张补山的坟茔，说是这样可以压住张补山的举人之势，借以板回风水。
    “神嚼鬼说”是郡人“信巫鬼、重淫祀”所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事巫、事鬼亦为郡人的习俗。星罗寺被毁掉了，郡人把账记在了谢御史的头上；万春寺的香火不旺了，郡人又把它与张补山联系在一起。

    天圣寺
    《兴安州志·祠祀志》载：“天圣寺，在西津渡之南，创于宋时。至明洪武十七年重修。成化中又修。明末毁于寇，惟钟楼仅存。中有古柏二株，盖不记年也，明末、国初，枯而复生。顺治十六年，七营游击屈复泰重建。前为山门，后为天王殿，最后为大雄殿；东偏为伽蓝殿，西偏为地藏殿，最后为藏经楼，中贮大藏经一部。极北汉江之滨为弥勒殿，规模颇壮丽可观。”
    按古源法师《安康佛教简史（初稿）》：天圣寺开创于唐朝，肇兴于北宋，开山祖师系唐代皎然三藏法师。《兴安州志·艺文志》录有金州刺史姚合《金州送僧皎然》诗：“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禅。伏日江头别，秋风樯下眠。鸟声猿更促，石色树相连。此路多如此，师行更与缘。”同时期亦有无可法师《金州别姚合》：“日日西亭上，春留到夏残。言之离别易，勉以道途难。山出一千里，西行三百滩。松间楼里月，秋入武陵看。”古源法师的《简史》有诗为证，与《寺祀志》言其创于宋有出入。要么便是《艺文志》所录、古源法师所引有关天圣寺的“唐诗”，并非此处之天圣寺，附会者多。因为《简史》亦有“初名华严寺，宋天圣年间重修，改今名”句。
    古源法师（1921—1971），近代安康最有学问的僧人。俗姓边，名纯达，又名竞帆，安康西关人。七岁时不幸染俗称“胫骨风”的疾病，全身痉挛，举步艰难。一日，有天圣寺僧人来家化缘，言有偏方可医。边母王氏遂用一乘小轿将纯达送至天圣寺。不十日，纯达病愈归家，边母大悦，认定此乃佛命、天命所致。次日又将纯达送回天圣寺拜静齐法师收留，法名古源。
    古源在寺拜佛、坐禅、诵经之余，法师又送其在西关小学上学。后又入住双溪寺，就近在兴安师范读书。民国二十八年（1939）古源随师兄古成、宝、廉、训、鼎及师弟金、醒一行在西安兴善寺受戒而成为职业僧人。在西安期间，古源虔修四谛，结缘法范，游历关中多处寺院，曾任海藏寺主持。与“陕西省西洋义赈会”会长康寄遥居士、《新秦日报》社长俞嗣如居士交谊甚深，并应邀为《新秦日报》副刊《画林》专栏撰稿人；小楷《法华经》更是书法精品，承蒙宗教界知名居士，漫画和书法大家丰子恺题名印刷出版，在佛教界广为发行。
    自西安回到天圣寺的古源，专心佛教事业的同时，还与社会贤达和虔诚居士交流佛学、哲学、古诗文。1953年，安康成立佛教协会，古源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58年，在西安兴善寺参加西北五省区宗教学习班被划为右派而被迫还俗，安排在安康县图书馆。1962年古源尊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嘱，撰写完成《安康佛教简史（初稿）》。1964年调安康地区社会主义公学。“文革”以“牛鬼蛇神”遣送回家。1971年病故。1979年平反。葬天柱山白云寺法师塔。
    天圣寺至宋，妙觉三藏宏象不仅大修佛寺，还与其徒十数人在此讲法，致天圣寺宗风殊胜；至元，松明和尚继承法席，对日益发展的僧众队伍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因其戒德精严，从而又使天圣寺名扬整个陕西南部和湖北的西北部。闻于朝，颁《大藏经》全部，开期传戒，僧侣流布四方。更使得天圣寺的禅学名震四方。至“文革”前，寺存经版中尚有元至元四年（1338）《妙法莲花经》全部，雕工精细，书法工整。明清时期流行陕西南部各佛寺的经典，多源于此。
    明成化十九年（1483）寺铸大钟一座，上载职官姓氏。弘治年间进士，陕西佥事李昆有《与姚少参游天圣寺和邃庵韵》诗云：“江寺同来听午钟，不堪踪迹又西东。鼓颦声咽黄梅雨，匙箸香生绿岛风。南伐近闻三捷至，谏书新喜九衢通。独师古道追难起，日课残篇未是功。”
    明末，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诸大寇，虔刘黔首，如刈草菅，天圣寺亦毁于其时。清顺治十六年（1659）重修。康熙二十七年（1688）重修藏经楼，邑中贤达董扑园清理完成《大藏经》刻版。达寿老和尚继任法席，整顿寺宇，开单接众，捐资兴学，培养僧才。经多年辛苦，使佛寺略复旧观。
    天圣寺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分为中、东、西三路，均为园林式建筑。中路为佛寺的主体，从北向南依次为牌楼、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以及塔院。东路以庭院式建筑为主，包括方丈院、客堂、寮房、伽蓝殿、竹林院等院落。西路建筑是几座自成体系的殿堂组合，有地藏殿、写经室、清静斋、放生池等院落。
    天圣寺还有三处下院，分别为：汉水之滨的弥勒殿；后山脚下的眼光殿；岩头渡南的慈云阁，阁奉毗卢佛造像。相传汉水北的花园沟，曾是天圣寺的花园。至上世纪的六十年中期，寺院尚有基地十亩，僧房二十间，住僧三人，居士一人。存有大雄宝殿和藏经楼，收藏有元、明三藏经版千余块。新中国建立后的“安康县佛教协会”亦设于此间；主持古鼎法师由政府选送至“中国佛学院”学习，后主持西安草堂寺。
    佛教文化对中国封建文人的影响源远流长，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与佛教的关系密切。唐代有王维，北宋有苏东坡，南宋有范成大，明有徐霞客、钱谦益、唐泰，清代有曹雪芹、吴承恩等等。由于天圣寺有松竹清幽的良好环境，于是这里也成了当地的文人墨客，包括地方吏仕经常光顾的游览胜地。他们和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喜欢谈佛论道一样，往往到此一游即乘兴留下题咏。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金州刺史姚合，陕西佥事李昆外，明温仁和留有《春游天圣寺》诗：“偶于西寺寄行踪，蹑蹬扳萝路几重。红日浴江蒙雾雨，晨钟礼佛听蛟龙。春容改岸花边柳，石榻经年苔伴葑。曾到老僧禅定处，北隅犹挂壁间筇。”清刘德新也有《游兴安州西寺口占》：“断续钟声郭外寻，背流环嶂结双林。南山雨歇岚光翠，西渡风轻草木深。覆地幽篁栖凤趾，参天古柏和龙吟。倚楼闲望江边棹，若个能知作揖心。”清柳晓明有《天圣寺题壁》：“爱访菩提境，欣借翠柏眠。洒涓倾花露，诗清泻润泉。生无世俗韵，老欲结僧缘。睡觉钟声晓，窗胜松子烟。”
    综上可见，自唐而宋而明而清，天圣寺的高僧与地方上的骚客以诗文往还已蔚然成风。
                      （作者单位：安康市房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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