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汉调二黄文化遗产该怎样传承

作者:余海章 来源:市方志办 发布时间:2011-03-03 00:00

 

2009年8月17日夜,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女儿家中,恍惚间看见我的伯父、上世纪30年代紫阳县洞河街业余汉剧团的发起人之一余锦堂(名“宪均”,号“锦堂”,以号行世),与一伙老人坐在老洞河街戏楼对面的武昌会馆的仓库里看戏。仓库中间是木制地板,被当做临时舞台,一高一矮两个武生演员正在对打。高个演员穿红盔白甲,一杆长枪使得似游龙翻滚;矮个演员穿红盔红甲,一把大刀耍得虎虎生风。再仔细一看,原来两个演员我都认得:高个儿是石桥上商店里的闫书成,是我老婆家族人,按我老婆的辈份,我应当叫叔;矮个儿是茶厂职工汪其勋,家住戏楼西侧第二家。侧面坐着的老人们也不单是看戏,还兼着文武场面的伴奏,京胡悠扬,锣鼓铿锵,不时还有唢呐声响起。打到精彩处,老人们高声叫好。这时,我一下跳到舞台上,对着老人们吼叫:“好什么好?你们只顾自己玩戏看戏,不收徒弟不教学生,剧团也早就垮台了,这么好的玩艺儿还怎么往下传?”这么一吼,我一下就清醒过来,原来刚才是南柯一梦。
    回想梦中人物,伯父已去世三十多年,书成叔因病已去世四十多年。汪其勋多年没有消息,如果健在的话,也应该是八十岁左右的人了。洞河老街早已淹没在安康水电站的库区之中,当年的戏楼已经迁建新址,可惜从迁建以来就没有演过戏。武昌会馆潜伏在浩渺的水面之下,早已成了龙王的办公之所。洞河街业余汉剧团则早在“文革”以前就已经解散。斗转星移,人去戏灭。洞河街过去号称紫阳县的“戏窝子”,意即汉剧艺术的老根据地,可是,现在四十岁以下的洞河镇人恐怕连汉剧是个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要想“振兴”,恐怕也不会有多少观众。一念至此,汗透重衣,我再也睡不着了。
    汉调二黄是安康市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申报单位是汉滨区。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努力下,汉滨区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些保护和振兴汉剧的基本硬件:有一支比较优秀的专业演出队伍———安康汉剧团;有若干支主要由老戏迷组成的业余汉剧演唱组织,经常举行自娱自乐活动;有汉江文化园这样气势恢弘的汉剧艺术宣传阵地;有以《陕西戏剧志·安康地区卷》为代表的一批汉剧资料研究成果,资料门类齐全,翔实、完整;有以朿文寿研究员为领军人物的一批理论研究人才所做出的一批汉剧理论研究成果;有以刘继鹏、刘志杰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剧作家;等等。这些都为保护和振兴汉剧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保护文化遗产,抢救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不能光靠政府拿钱,最根本的还是要实行商业运作。第一,剧团要有一定的票房收益。如果“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那么,演出就难以为继。政府拨款让你一年作一两场赔钱演出有可能,想经常作赔钱演出是不可能的,政府没有那么多钱让你赔。第二,如果依附企业,由企业出钱作公益演出,则一定要保证让企业能够得到产品广告效益和企业形象宣传效益。在商言商,再有文化的企业家也不会长期白白出钱给文化事业。这两条路无论走哪一条,都必须要有观众,要有足够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养戏。那么,演出团体怎么才能吸引观众呢?窃以为,首先需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青年人群是艺术消费的主体,剧本创作必须考虑青年观众的审美需求,剧团要有一批青年人喜欢看的剧目。首先是要大力创作新编历史剧。传统历史剧题材缺乏新意,而且结构老一套,情节节奏缓慢,唱词和道白语言的文学水平不高。比起现代戏和影视作品来,它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很难吸引年轻观众进剧场。年轻观众爱看什么样的历史剧目呢?暂时撇开形式不说,单说题材,年轻人首先爱看轻松愉快而且观赏性强的剧目,其次是对当代生活有烛照作用和启发价值的历史剧。安康市也曾创作和演出过几个著名的新编历史剧,获得过全国和省级奖,但是,这样的剧本还是太少,远远满足不了观众需求。而且,任何剧本都是需要在不断的演出实践中千锤百炼才能臻于成熟,正所谓“十年磨一戏”。惜乎这些得奖剧目还是演出太少,使剧本未能得到不断锤炼提高的机会,与经典的传统历史剧目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同时,几个得奖剧目都只有本戏,没有折子戏,而本戏受各方面条件限制,难以在业余剧团或清唱组织中普及,使得这几个优秀剧目的传播大打了折扣。作为一个热心的观众,我期待着这几个戏的剧作家们能拿出不一定完全等同于本戏片断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折子戏演出脚本,期待着安康汉剧团能够演出几个具有样板价值的汉剧新编历史剧得奖剧目的折子戏。
   其次是要大力创作现代戏。对于普通的青年观众来说,越是近距离的戏曲题材越是具有吸引力。之所以我只把它放在“其次”的位置,是因为演现代戏涉及到的表演程式改革、戏曲音乐改革的任务较重,难度较大。广义地说,凡表现与观众同时代的生活题材的戏剧都是“现代”戏。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汉卿时代有关汉卿时代的现代戏,汤显祖时代有汤显祖时代的现代戏,孔尚任时代有孔尚任时代的现代戏,欧阳予倩时代有欧阳予倩时代的现代戏。总之,中国戏曲编演现代戏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前辈戏剧家敢于推陈出新,我们后辈人更应当敢于推陈出新。如果狭义地把“现代戏”界定为表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的时代生活戏剧,各个戏曲剧种也已经创作演出了大批现代剧目。其所以现代戏没有能够成为今日中国戏曲的主流,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戏曲理论界和老一代戏迷观众中一直有一种观点———古老的中国戏曲它的一切特点,包括表演程式、唱腔特点、音乐特点等都只适合演出古代戏。如果戏曲要演现代戏,仅靠局部的改革(例如穿着西装却仍然迈着八字步,明明手里拿着步枪却做着冷兵器格斗的程式动作)将会是不伦不类;如果在表演和唱腔上大动手术,戏曲的特点又将难以保全。这种偏执和保守的观念不利于形成一种宽容、宽松的戏曲改革氛围。二是迄今为止,戏曲现代戏无论在哪一领域也确实没有取得如传统历史剧那样辉煌的成就。尤其可惜的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形成气候的戏曲现代戏改革动作从江青插手以后便被蒙上了恶名,对于经典的京剧现代戏已经取得的经验,文艺理论界不敢加以肯定,这样就多少迟滞了戏曲现代戏改革的步伐。“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炙手可热的权力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广大京剧工作者多年的劳动成果,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确实给戏曲的现代戏改革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在具体的艺术问题上,戏曲(特别是京剧)现代戏改革的成果不能慷慨地归功于“四人帮”。撤掉罩在它们头上的“样板戏”的神圣光环,还它们一个普通现代京剧剧目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艺术启发的。诸如剧本叙事节奏的加快,现代武打动作的设计,唱腔音乐与伴奏音乐方面富于时代特色的改造等等,我们的汉剧都是可以借鉴的。即使改革的效果一时不见得好也是正常的。勇于探索才能有所前进。如果永远不敢探索,也就永远不可能让古老剧种演出现代戏,那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汉调二黄这一古老剧种逐渐失去观众。
    第二,汉调二黄唱腔音乐需要改革。汉剧是一个古老剧种。据朿文寿先生考证,京剧声腔源于汉剧。但是京剧声腔在二三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各个流派名家的改革创新而不断变化发展。京剧今天能够具有“国剧”的地位,它的声腔能够如此优美动听,既离不开汉剧声腔的哺育,也离不开它自身的改革创新。例如,京剧程派青衣那种特殊的缠绵宛转的唱腔音乐和那种特殊的唱法、音色,在今天的汉调二黄中就是听不到的。我是戏曲音乐的门外汉,更不了解汉调二黄唱腔的沿革,仅仅从一个听众的感受角度上说,汉调二黄的唱腔尤其是老生的唱腔,旋律和节奏似乎有一些道教音乐的味道。我听过有的老戏迷用汉调二黄唱腔唱红色现代京剧的唱词,强烈地感觉到不伦不类,说具体一点,就是道人唱道一样的音乐类型与剧中现代人的情感类型套不上,不协调,甚至有点滑稽。每个剧种唱腔都有各自的特色,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可以根据剧情随时创立新腔,把戏曲音乐搞得像歌剧音乐;而是主张在保留剧种声腔特色的前提下,进行灵活的处理和有限的改革。创立新腔不是不可以,但要慎重,要通过听众的认可。相比之下,安康汉剧团汉调二黄戏的幕间伴奏音乐由于作曲家的思路受唱腔束缚较少,又吸收了一些现代音乐元素;也由于乐队结构的改革而引起的配器的改革,增加了层次,丰富了音色,从而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已经相当优美动听,我以为不亚于省级秦腔院团乐队的水平。我甚至想建议安康汉剧团乐队单独举办“汉调二黄音乐演奏会”。相对于唱腔音乐而言,戏曲伴奏音乐比较易于被青年观众所接受。我们可以由音乐入手,逐步培养青年人对戏曲的兴趣,引导他们热爱汉调二黄艺术。
    第三,名家引导,培养观众。我是一个教师,我知道,在教学中存在这样有趣且意味深长的现象:学生原本对某门课程内容缺乏学习兴趣,只是因为该门课程有一位有魅力的教师—这“魅力”或来源于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广征博引;或来源于博学多才,学术成果突出;或来源于风度优雅,态度亲切,循循善诱———学生就逐渐改变态度,培养起了学习兴趣,甚至非常热爱这门课,甚至奠定了他(她)一生的专业方向。民歌和汉剧的普及与传播也具有类似的道理。歌以人传,戏以人传。一个好歌手甚或仅是该歌手唱的一支歌,就可以迷倒一大批观众。一位戏曲名角儿甚或是名角儿演出的某一场戏,就可以吸引无数观众进剧场。过去的戏曲名角儿都有自己的铁杆戏迷,就像现今的流行歌曲“四大天王”的歌迷一样。安康汉剧史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各个行当的名角儿,他们是各个剧团的招牌。健在的老一辈艺人们走下舞台以后如不授徒传艺,培养新的名角儿,即使有了好的剧本,汉剧将依然缺乏吸引力。演员和观众互为生存的土壤,优秀的演员能够提高观众欣赏戏曲艺术的兴趣,而有一大批懂得欣赏戏曲艺术的观众心甘情愿花钱看戏,才能使剧团得以生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紫阳县洞河街出了两个汉剧名角儿———一个是演武生的周老四,一个是演旦角儿的王德。为了要看他们的戏,有三个戏迷自愿捐出自己的家产支持演员们成立了洞河业余汉剧团。这三个戏迷中有一个是我的伯父余锦堂,还有一个是我妻子的祖父阎诗汉。余锦堂捐出了其母亲去世时收到的全部祭幛作为制作戏衣的衣料,另外又和阎诗汉和张长青共同捐出现金六十元大洋购置残旧戏箱一套,从而奠定了业余剧团的基本家当(此事在《陕西省戏剧志.安康地区卷》中有详细记载)。需要说明的是,余锦堂、阎诗汉、张长青这三位捐资兴戏的铁杆儿戏迷并不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财主,而仅仅是当地普普通通的三个小商贩。也正因为洞河业余汉剧团有一支能够吸引观众的优秀演员队伍,上世纪五十年代洞河区唯一的地方国营企业———洞河茶厂,才长期把一批骨干演员招募在自己的麾下,作为本厂的职工,白天做工,晚上排戏、演戏,为活跃企业文化生活贡献力量,使当时的茶厂成为业余汉剧团的大本营。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远不可相比的,我相信,只要有名角儿,把濒临灭绝或已经失传的那些汉剧绝活儿都拿出来了,把角色演神了,买票看戏的观众不会比买票看一个沙着嗓子喊“后排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的流行歌手的观众少。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