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气壮山河：谁在陕西留下这样的诗句——中国当代民歌史上的疑案解密

     多少荣耀  多少迷离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首后来被冠名为《我来了》的安康民歌，自1958年在《安康报》上发表之后，接着上了《人民日报》、《诗刊》、《群众日报》等全国几十家报刊，被选入郭沫若、周扬编选的1959年1月25日由红旗杂志社出版的《红旗歌谣》。

    1961年，被北京出版社选在北京中学生《语文》试用课本上，继之被选入当时的全国小学通用教材。

    郭沫若和周扬说《我来了》是《红旗歌谣》三百首的压卷之作。有人说它是大跃进诗歌运动的扛鼎之作，也有人说它是大跃进浮夸风的推波助澜之作。正反两方面的激评，排除不了的是它的巨大影响力。

    可这首无数次被发表、被评论、被引用的《我来了》，却只署安康民歌、安康民谣，未署作者姓名。

    自《我来了》发表后，许多人对作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更多的人则以讹传讹。多种版本都有——

    有人说它诞生于安康五里倒虹工地的《水利战报》；

    在本省汉中、延安、陇县的水利志上都选了这首民歌，说是当地农民所作；

    在河南省出版的一本诗歌选集中，说它是河南人民大跃进时代创作出来的；

    就是在2004年第6次印刷的作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的课本《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段宝林著P188）也只说《我来了》是陕西民歌；

    《我来了》这首给安康、陕西带来巨大影响的民歌的作者到底是谁？它是怎么创作出来，或者说它创作的环境背景是什么，被埋没的作者为什么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这些都被历史的迷雾层层笼罩着。

    这个中国当代民歌史上的公案、疑案该揭开了！

    最早发表此诗的《安康报》曾几经搬迁。1967年，地处安康城内大北街的安康报社被大火烧了个净光，安康城1983年又遭遇了4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全城一片汪洋，资料全入鱼腹。安康报社现存没有从创刊（1951年）到1968年前的报纸。安康市内的许多研究者，是在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情形下进行研究的，其推想、猜测、凭记忆的成分较多。

    对一首有着广泛影响的民歌的价值，任其泯灭是不公正的，况且这位作者有着悲怆凄凉的人生经历。

    我们今天再挖掘，也只能大略知道他是河北省唐山人，是一位饱含着极大政治热情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热血青年，后来成为安康报社普通编辑、记者的于邦彦先生，而对他的出生年月，却很难知晓了。

     《我来了》发表的前前后后

    1958年2月19日，《安康报》第3版头条发了由9首诗为一组的“农民诗选”。9首诗全用楷体排成。标题下方，有括号括起来的“水利”二字。9首诗的署名是“本报辑”。

    这9首诗都没有标点符号，每首也没有小标题，而是冠以一至九。在一至九的序数后有一个小逗号。《我来了》列第四首，它夹在9首之中，显得平凡而沉静。

    1958年2月19日是阴历的正月初二。显然，这块版面是编辑精心组织的。

    据老报人、当年安康报社编委、农业组组长，今天早已离休的黄祖德回忆说，于邦彦把这首诗草成之后，很兴奋地请他看并希望提出修改意见。黄看过之后很赞赏，以为颇有气魄。他建议把“三山五岭”的“岭”字改为“岳”。他说，三山五岭的岭字不够味道，岭变为岳字，不就成了五岳，富有全国的气概了。于邦彦遵照改了。

    查1957年12月10日《安康报》第3版，的确有署名“地委宣传部供稿”字样的《说在地头》和《写在地头》的两首小诗。

    《说在地头》3段共12句——

    “天上没有玉皇，

    水里没有龙王，

    靠天吃饭靠不住，

    幸福不是从天降。

    打井修渠，

    广修梯地，

    汗水落地摔八瓣，

    换来丰收年。

    人人动手，

    社社修渠，

    渠渠长流水，

    堰堰保灌溉。”

    《写在墙头》，两段共8句——

    “与河争地

    向水要粮

    强迫恶水让路

    硬逼石头搬家

    流不尽的水

    积不尽的肥

    庄稼一枝花

    全靠粪当家”

    这便是后来人们称为于邦彦加工的《我来了》的原诗。可以看出，《我来了》和《说在墙头》的第一句完全一样，《我来了》第二句和《说在墙头》诗，一是“地上”，一是“水里”，意思相近。

    《写在墙头》诗里的“强迫恶水让路，硬逼石头搬家”的意思，在《我来了》里成了“喝令三山五岳开道”，也有相通之处。但细读之，两诗的意境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都是比兴开始，一个气魄如虹，排山倒海，一个十分具体，没有多少艺术的审美可言。

     《我来了》为什么只能诞生在安康

    《我来了》以及《说在地头》的诗里，为什么会出现玉皇、龙王的意象？于邦彦《我来了》诗中的玉皇、龙王意象是怎样形成的？把这个问题说透，作者到底是谁，脉络就清楚了。

    解放前，安康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解放之后，人民就投入大量精力修田造地。在求生存盼富裕的历程中，人民受够了缺水少雨的苦处。在安康解放以来的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中，抗旱几乎是一个主旋律。翻看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安康报》，抗旱作品多有所见。作为编辑和记者的于邦彦，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阅读着抗旱题材的大量来稿，采访的是抗旱的场面，又是积极向上的老是要向党组织表达红心的青年，自然在工作中要编抗旱的诗篇，礼赞抗旱的场面。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安康龙头农业社是《安康报》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龙头农业社即今天的汉滨区五里镇）。1958年1月28日的《安康报》，就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龙头社订出五八年大跃进计划，粮棉油提前十年超过纲要指标，社员收入赶富裕中农”的消息。据老报人黄祖德讲，于邦彦当时就曾到龙头社去采访过农民修田造地的场面。

    在五里区到茨沟区的中段，当时正修一座倒虹，工地有油印的 《水利战报》。安康地委宣传部的同志到工地劳动，见了“天上没有玉皇，水中没有龙王”的诗之后，一搜集，回来交报社发表。这自然就是《说在地头》和《写在墙头》的诗了。

    今天看来，作为一直从事报纸编辑工作的于邦彦，不能不是一个敏感之人，玉皇、龙王的概念一定在作者的脑海中不断撞击着。关于玉皇、龙王的意象或许早已形成，而此时不过是呼之而出罢了。

    其实，那一时段的安康有较多玉皇、龙王、低头、让路的话题。

    《安康报》早在1953年7月7日第3版，就有署名“陈恒来稿，本报改写”的《歌唱玉皇乡》的叙事诗，记述了旬阳县玉皇乡互助合作社的事。

    1954年1月1日 《安康报》第3版，发表了陈恒代表“玉皇乡全体农民写信给毛主席，要以实际行动为新年献礼”的一封信。

    1955年10月19日的《安康报》第4版，在报道宝成铁路正在修建的消息中，就曾有一个醒目的标题《命令高山低头，强迫江河让路》。

    1957年的《安康报》的一篇社论中，有“要发扬让河水让路精神”的表述。

    “牵着龙王鼻子”，“向龙王要水”之类的诗歌更多地出现在《安康报》的版面上。

    最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58年2月19日《我来了》发表之前的元月28日的《安康报》第3版上，于邦彦以“唐鲁戈”的笔名发表了几乎一版的演唱材料《诸神退位》。编报人语写道：这篇演唱材料，是作者为了歌颂我国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特别是春冬以来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中，思想上所起的深刻变化，鼓舞人们改造自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以《诸神退位》的体裁写成的。

    《诸神退位》写的是腊月二十三日，地上诸神向天上玉皇大帝汇报之后而不愿下凡的事。龙王爷陈述不愿下凡的理由：“如今凡人真厉害，发誓改造大自然，只靠双手不靠天，五湖四海搞建设，九江八河引上山，要吃白米有白米，秃岭变成花果山”。很显然，《我来了》的思想在《诸神退位》中已经形成，只不过用两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请记住，两作品发表的时间仅距20天！

     于邦彦其人其事

    于邦彦，河北省唐山人。1949年春毕业于华北大学中文系的他，被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感召着、激励着，和一批热血青年一道，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他随南下大军，到了新华社陕南分社工作。白天采写战斗新闻，晚上接收新华社电台消息。青年于邦彦，浑身洋溢着使不完的劲。

    新华社陕南分社随着解放大军由湖北郧阳向陕南挺进。分社和《陕南日报》在一起办公，于邦彦开朗的性格使得他和报社同志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

    陕南的安康、汉中相继解放后，《陕南日报》一分为二。于邦彦被分配到安康报社当了一名普通编辑。

    他一米八几的个头，温文尔雅。学中文出身的于邦彦，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报纸编辑工作之中。翻看创刊于1951年到1959年期间的《安康报》，隔三差五就能见到署名“邦彦”的消息、通讯、特写、叙事诗、演唱材料、杂文随笔、思想杂谈、对口山歌之类的文章。他对韵文学似乎更加倾情，以唐鲁戈、商羽等笔名写了大量的佳作，甚至在同一版面上能见到他的多篇作品。读那个时段的《安康报》，人们会惊羡于邦彦的热情之高、创造力之大，不能不感叹他是当时安康报社里最富创造性的人才。

    于邦彦在发表文章时，很少用姓，全用“邦彦”的名字。

    他以唐鲁戈的笔名发表的文章很多。唐，自是他出生的唐山。鲁戈，仿佛是举起鲁迅授予的戈矛之意。从他发表的大量杂文随笔来看，他一定敬仰鲁迅，要以鲁迅思想之枪，无情刺向邪恶。

    于邦彦在学生时代就积极要求进步，担任过班干部。他领导学生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他曾和同学被国民党军队抓捕入狱。

    在狱中，国民党特务化装成学生主动和于邦彦接近，企图收买于邦彦，瓦解学生，但遭到于邦彦揭穿和痛斥。

    后来这批学生被释放。

    北京解放前夕，于邦彦在北京街头与监狱里的那个特务不期而遇。特务对他紧追不舍。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于邦彦假装亲热，把特务“宴请”到饭店“热情款待”。乘结账埋单之机，于邦彦逃脱虎口。

    这件本无可非议的斗争策略，在于邦彦不说，天下人也不知晓的情形下，1953年肃反运动时，他却主动向党组织汇报。他的本意是表白自己虽然和特务有过遭遇，却保持了进步青年的气节，只是作为一个情况让党组织掌握而已。

    在阶级斗争、极左路线日炽一日的解放初期，这个主动向党组织交心的行为，成了他是国民党特务嫌疑的口实。他成了党组织掌握使用的人。

    翻阅1951年到1959年的 《安康报》，于邦彦写了大量的文章，他的勤奋是惊人的，他的才华是惊人的，他可以用多种体裁来写作。或许，他要用优异的工作成绩、工作热情证明自己是革命派。但越如此，他越得不到重用。

    他还常用“商羽”作笔名。今天猜想，是不是隐含了他振翅高飞翅膀的羽毛被人伤害了？

    据黄祖德老编辑讲：于邦彦在学生时代曾有一个相好的女友，后来结婚。于邦彦南下到陕南，离异了。

    邦彦与女教师相恋的事还是被人知道了。有人找到这位恋人，煞有介事地告诉她；于邦彦是有历史问题的，你和他结合，将会贻误人生。邦彦与恋人的鹊桥就这样被拆断。

    邦彦的才华在当时报社十分显眼，在安康俨然是一位文化名人了。他窄小的办公室里时常挤满了慕名前来请教的业余作者。

    邦彦和不少通讯员的关系十分密切。据老报人尤金山回忆说，当他还在安康简师上学时，于邦彦曾通知他到报社去完成一件事。原来旬阳县一位姓陈的农民诗歌作者在安康住院，于让尤到医院去探望并记录下陈在病榻上口述的诗歌。尤对此十分感激，以为一个十几岁的在校学生能得到名编辑的信任太荣幸了。

    翻看几十年前的《安康报》，可以看出，于邦彦当文艺编辑的十余年，是《安康报》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他在《安康报》上开辟了诸如“山区歌声”、“天天歌唱”之类的诗歌专栏。影响所及，甚至有“说唱新闻”之类的稿件出现报端，诗歌上头版的事也屡为所见。现在我们听到的许多耳熟能详的紫阳民歌，比如《郎在对门唱山歌》等，就是最初由于邦彦发表的。他实在是安康新民歌的奠基人。

    于邦彦在《安康报》上发表的许多诗歌，1958年曾被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总路线诗传单》发表。《安康报》还编辑了一本《安康大跃进诗歌选》，编辑自然是于邦彦。

    于将包括《我来了》的一组诗投到《诗刊》上发表，曾得稿费300元。这在当时的报社不啻是一件大事。为此，邦彦还把报社同仁请到食堂大吃了一顿。

    1961年前，于邦彦被调出报社，到了安康县（即今天汉滨区）恒口小学去教书。

    据和邦彦一同到安康报社工作的北京籍老报人王催之讲，在邦彦离开他心爱的体现着他人生价值的编辑岗位的那个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光亮到黎明。他把几天后见报的版面，编辑地妥妥帖帖，稿件处理地整整齐齐，一种恋恋不舍的情状。

    到恒口小学去教书，怎么也不能适应按部就班的学校生活。回报社无望，他打听到有些地方搞水利农田建设。工地一般都办墙报板报，办油印小报，需要鼓动宣传。他便向上级要求去工地工作。他的写作热情没有减退，他的文字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为了爱好，他去了一处工地，过起了奔波与熬夜的生活。

    1966年后，于邦彦被投进大牢，在监狱，他给妻子写信，要求解除婚姻关系。不能因自己的问题，而连累了妻子和两个孩子。

    于邦彦在监狱奄奄一息的前一天，监狱通知家属把他抬回家中治病。可怜的妻子请人去抬，不等抬回家中，于邦彦便断气了。妻子请人就近将于邦彦掩埋。一位年轻轻就走上革命道路的才华蓬勃的唐山人，就这样魂归秦岭。一位本可在中国诗坛发出灿烂之光的报界才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倒下了。

无论怎么说，于邦彦给中国诗坛留下了气壮山河的《我来了》，给陕西、安康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他的悲剧人生我们是不可忘怀的。

(陕西日报 2010-02-05 李大斌 王帅 陈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