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过去了，小学时代语文老师讲过的一个寓言故事始终刻在我记忆最深处：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严冬，森林里迷失方向的两个穷人冻得瑟瑟发抖。这时候来了一位神仙，带来两件东西：一件是貂皮大衣，一件是斧头，让这两人做出选择。其中一位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貂皮大衣，因为它立即就能带来温暖，另一位在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了斧头。风吹得更紧了，雪越下越大，选择了貂皮大衣的那个人，只觉得越来越冷，一次又一次紧紧地裹住貂皮大衣，席地而坐，从此再也没有走出这片森林；而选择了斧头的这一位一方面心里暗自抱怨老天的不公，一方面努力地挥动着斧头，砍伐荆棘树木，寻找出去的路，结果越砍越热，浑身冒汗，机缘巧合之下，他竟然找到了来时的路，走出了原始森林。

老师由此引发出是貂皮大衣暖和还是斧头暖和的问题让我们思考并回答，年少的我们异口同声地选择了斧头。寓言毕竟是寓言，但是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种下了吃苦是福、劳动改变命运的种子。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父亲在80年代带领我们全家修造的几亩水田，其实就是他用斧头为我们砍出的一条荆棘之路。

那时候，我父亲身体很单薄，家里兄弟姊妹众多，劳动力短缺，家里很少有余粮，每年几乎都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年幼的我也常常会背上挎篮，跟随母亲和姐姐在麦收时节去拾捡自家地里落下的或者别人家地里不屑拾捡的麦穗，在秋收时节去拾捡地里散落的红薯，漏掉的玉米棒子。每有发现或收获，我便会喜不自禁，认为这是老天对我们的馈赠。每当吃饭的时候，掉下的每一粒米，父亲都会让我们捡起来吃下，他说糟蹋粮食的人是要遭报应的。那时候我有一个梦想：要是每天都能吃上一顿白米蒸饭，那将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1982年全县开始告别大集体，实行包产到户。那时候我们生产队的水田人均拥有量在全乡是最多的，很多人羡慕我们生在了好地方。在联产承包的时候，水田在农民们心中的分量最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家人未来的生计。在分田时候首先要定出每一块田的等级，评估产量，产量高的为一等田，分得时候亩分就少，产量低的田，分的亩分就稍大。我父亲则另辟蹊径，他只要了一个现成的老祖业田，另外以极低的产量而选择了三块平地，他说只要勤劳，这几块平地早晚都会变成良田，不出几年我们家今后在水田总量上肯定会达到一个最高水平。于是在包产到户的前几年，别人家种着大集体时代现成的水田地，收获着黄澄澄的稻谷，享受着白米细饭的丰收喜悦，我们家因为只有一个现成的老田，大米根本不够吃。我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开始了伟大的修田造地事业，父亲对人乐观地说，我们在修地球。

第一年父亲带领我们修田的地方是在老砖厂。那是七十年代长安公社办过的一个砖厂，后来经营不善，倒闭垮了台，留下了一个大坪，从理论上看是可以改建成一个大水田的。包产到户前，因为疏于管理，一河二岸的人都在这里挑拣未拉走的砖块，修的修猪圈，垒的垒灶，好砖拉走之后，只留下一些半截拉块的断砖和煤渣，一片狼藉，很多人都认为是一块鸟不拉屎的废地。包产到户时几乎没有计算产量就作为搭头分给了我家。

对于这样一块其丑无比、砖渣碎石满地的大坪来说，别人唯恐避之而来不及，父亲却认为捡到了金元宝，他其实早已经在心里做好了变废地为宝的打算。田地分到手的当年冬天，我们全家便齐上阵，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修田造地运动。我当年不过七八岁，就经常跟随着一家人奋战在修田现场。我们先是像过筛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拾捡石子瓦砾、断砖残片，确保田底无石头硬物，接着就是高拉低填，给土地平面找平，然后便从熟地里通过架子车或肩挑背扛的方式运送黄土壤到大坪，来改善田底土质，一遍遍夯平后，再刨松。田地基本成型后，最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垒筑天坎了，父亲带领我们先和上泥浆作为粘合剂，再把那些断砖头和大石头规整地砌起砖坎子，父亲自豪风趣地说，有哪一家新修的田可以和我家的田相比美，我们家的田坎是用砖砌成的！这些工作做完后，一个漂亮的圆田便诞生了！我们都以为大功告成，可以松口气了，父亲却说这只是完成了一大半的工程，要想为我家增产粮食，未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父亲兴奋之余，高兴地为我们背诵起了毛泽东选集老三篇之一的《愚公移山》。

在过年之前，我们全家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在这个新修的水田上。父亲为了改善这块薄田的土壤结构，动员全家人把自家猪圈、牛圈里的农家粪，甚至是帮别人家的猪圈、牛圈粪义务清扫，通过全家人肩挑背扛的方式运到新修田地里，再加上在新田附近新烧的火粪，和原来的土壤搅拌和匀，硬生生的把黄土壤变成了另外一种颜色和结构，接下来我们满怀希望地种上了一季洋芋。到了来年春天，下过几场春雨后，在这个刚刚被改造过的田里，洋芋苗绿色一片，生机盎然。父亲常常会独自，偶尔也会叫上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新修田地的田坎上走走、看看，望着我们奋战了一冬的胜利果实，露出甜甜的微笑。

洋芋收后，就可以关水试验了，检验新修的田漏不漏水，田坎结实不结实。那时候父亲经常赤着脚在新修田里捡漏，这里踩踩，那里刨刨，接连进行了一个多周的实验，确定新修水田不再漏水了后，父亲便带领全家人开始挑家里茅厕里的水粪倒入田里增加肥效。蕅过一段时间后，父亲便计划翻田了。他已经早早地给本地最勤劳、最老到的耕田把式打过招呼，准备好家里能准备的最好待承，请他来打理这块新田。耕田把式对犁田打耙这活至少干了30年，技术之好自然不必多说，关键难得的是他对每一次耕作都有一种近乎挑剔的完美主义情结，一般人干的耕作活他看不上，自己干的活必须达到让自己满意的效果，父亲的新田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认真、专业的把式。耕田把式带着自己的犁和耙，牵上自己的牛出发了，他来到了我们家的新田，规划好犁田赛口后，就开始了精细化的三犁三耙。在他的精耕细作下，最后这块新田的土质就如同多年的老田一样松软，不带一个土疙瘩。待这道工序完成后，父亲便起早贪黑，拖着并不结实的身体，下到水田里用松软的泥土涂抹田坎，用锄头把把它搪得光滑漂亮，就如同菜刀切过的豆腐一样，切口异常平滑。接着父亲会把新田靠近山体的一侧用锄头挖的干干净净，就像一个人新理过的头发一样，鬓角四周捯饬得整整齐齐，不使一株杂草旁逸斜出。父亲说，一个农民打理过的田地如同妇女做的针线活儿，针脚不仅要细密，还得平整、耐看，这是勤劳农民的脸面。

很快就到了插秧时节，一向勤俭到近乎吝啬的父亲，难得奢华一次，他认真地置办了酒席，请上了他认为本队里最好的庄稼把式帮忙插秧。较真的父亲，会在秧田里绷上绳子，要求秧苗横平竖直一条线，他说这样的秧苗长大后，才会透风，阳光普惠。看着秧苗在新修的水田里栽下，父亲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一有时间便会在田坎上走走看看，一天天过去了，父亲看着秧苗扎下了根儿，看着秧苗一天天长高……父亲一天也没有闲着，他要么带领家人继续从茅厕里挑水粪给秧苗追肥，要么关注田里的水是多了还是少了，忙着灌溉或放水。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到了薅秧的时节，别人家往往是薅一遍、两遍，父亲则是雷打不动的三遍，还挤出有限的资金，称上几十斤尿素，给秧苗追加营养。父亲说，新修的田和老水田相比，肥力先天不足，需要后天精心照看，需要吃点“偏碗”。

薅过头遍秧后，秧苗一天一个样，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它怒放着生命，放肆地生长。路过的人们经过时，都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大家都说这块在大集体时代都没有改造成功的平地，硬是让老谭整成了这么好的水田，这一家人不简单啊！父亲每每听到这些话语，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但他仍然谦虚地说，那是党的政策好，也得益于大家伙儿支持！

父亲看着长势喜人的水稻，如同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儿女，怎么看也看不够！有一天，父亲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头，他看到有几株水稻的叶子正在变红。这是水稻病虫害爆发的前兆啊！可恶的病虫害啊，它这是要从辛苦劳作的农民口里夺食啊！凭着几十年的经验，父亲感觉到有一种暴雨欲来风满楼的不详预感。他不敢大意和耽误，立即跑步到供销社庄稼医院里去咨询，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告诉父亲，这是庄稼病，马上得治，否则几个月的辛苦劳动就会打了水漂。父亲二话没说，赶忙掏出皱皱巴巴的毛票和角票，买好了农药，再向邻居借上喷雾器，当天夜里就打着手电筒开始消杀。浓郁的农药味儿直冲鼻子，我和哥哥姐姐们给父亲打下手，我们一只手捂着鼻子，一只手忙着舀水，灌壶。我们全家人在心里把病虫骂了千万遍，暗自祷告老天要保佑我们田里的水稻逃过这一劫，否则今年又得饿肚子了。

当年的水稻病虫害来势凶猛，很多水田是红成一片，农人们一个个欲哭无泪！那一年我们生产队有几户农民的水稻几乎绝收，许多人家的稻谷至少减产三成以上。也许是我们的祷告起了作用，也许是农药救治及时，过了一个周，我们家的水稻又顽强地挺过来了。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我们家的水稻当年不仅没有减产，而且取得了大丰收。队里人都说，上天是长了眼的，它不会让勤劳的人吃亏，这一家人好人有好报！父亲却对我们说，哪来的老天爷，是我对稻田的从来不间断地照看，悉心施肥和科学预防病虫害换来的，孩子们，天道酬勤，永远是不变的真理。

经过三年的奋战，父亲先后带领我们家人兴修了近4亩水田，我们家达到了人均一亩水田的目标。家里为此置办了装粮食的深柜，到了稻谷收获的季节，深柜和大大小小的容器里装满了黄澄澄的谷子，我们渐渐摆脱了青黄不接的落后局面，家里开始有了余粮，再也没有饿过肚子。

有人说贫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我以为贫穷本身并不是财富，贫穷中的奋斗、历练才是。我的童年是在贫穷的农村中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我大半生的时光，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在童年时代吃过的苦。如今一晃37年过去了，父亲离开我们也已经7年了，但是父亲带领我们修田造地的事儿仿佛就在昨天。父亲用他那并不坚实的肩膀和单薄身体为儿女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也没有什么救世主，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汉滨区江北小学校长   谭照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