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滨区城隍庙
作者：
来源：三秦游
发布时间：2018-01-23 15:14
城隍庙分府、县两级两处。府城隍庙旧址即今天的古楼小学；县城隍庙旧址即今天的市港监局。
城隍庙里的城隍，大概是仅次于深入到乡里中的土地神信仰的，与百姓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神灵了。中国上古时代并无城隍神，城隍最早指的是城周围无水的干沟，也称“城壕”或“城堑”。安康人口语化表述为“城隍堰子”。
城隍神，是城市的守护神，是“神界”在城中的最高长官；城隍庙，是供奉城隍神的屋舍。从起源上说，城隍神来自于上古城池之神水庸，是护城河神，在《礼记·效特牲》：“天子大蜡”中所说的“蜡祭八神”，其中第六为“坊”，第七为“水庸”。坊是房屋的后墙，水庸是小水沟，这两种信仰就是“城隍”的前身。旧时，安康即有八蜡庙。大概在那个时候尚无比较完整的城市结构，因为安康在明洪武四年时才开始用砖砌出旧城。在从村镇到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房屋的墙体和四围排水的沟与城市的建设最为密切。从外表看，除了交通用的道路，城市建设的内容也就只有墙和水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隍神的出现正是城市建设发展的结果。其神职大概最初也只是保佑墙的坚固、水沟的畅通，至后代才逐渐演化为“阴间”的城市地方官，督管城中居民的善恶贫富、生老病死。
传说第一座“城隍庙”建于三国吴孙权赤乌二年（239）的芜湖，真正闹腾“城隍显圣”并明确其“职责”则是在赤乌三百多年后的北齐。《北齐书·慕容俨传》有祭城隍事：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5），慕容俨守郢城，梁派大都督侯稹、任约紧逼城下，传说“城隍庙”里的“城隍爷”显应保护了城池，梁军败去，从此“城隍爷”名声大振。唐宋时代许多城池开始为“城隍”大建其“庙”，张说、张九龄、韩愈、李商隐等人的文集中都有祭城隍事。五代开始又为其封号：后梁封其为“崇福侯”，后唐封为“王”，宋封为“公”、“侯”，元改“崇福”为“神佑”亦封为“王”，明按地盘追封各级“城隍”。是以守护与管理城市事务为职贵的神灵。
安康城的“城隍庙”有府、县之分，府城隍庙在古楼街什字以东，原址即今古楼小学，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县城隍在北城隍堰，原址即今市港检局。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时城隍神的地位，在帝王的提倡下已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也构建起完整的城隍信仰体系。“凡以鉴察诸善恶，保釐诸疆土，要使时合年丰，民无灾厉，物不夭札，所以理阴也。”也就是说，城隍除了传统保障地方、祈福禳灾的功能外，又赋于它监察社会人事的新功能。这样，“阴阳合德而治成也，于以巩固山河，生养庶物，褆国家久安长治之福”。清代洵阳县乡进士钟仪奇《邑侯陈公重修城隍庙记》，把城隍的职责已说得十分清楚。
安康初建城隍庙时为金州，按照明洪武初封京师的城隍为都城隍；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滁州、和州二城隍皆为王，正一品；各省府为公，正二品的规制。时金州为散州，城隍当为伯，正四品。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安州升府后，即为侯，正三品；县城隍以明制当为伯，正四品。
对于安康的城隍神，《兴安州志》另有这样一段文字：“郡城隍，土人相传明末郡守金之纯有惠政，卒于官，上帝命主州城隍之祀。其事虽不经，然如绍兴之城隍为庞玉，汉中之城隍为纪信，有何怪乎。”显然，此述是含有以信传信，以疑传疑的成份。其实，自宋代起城隍神即由忠臣烈士充任。《宋史·忠义传》就有：苏缄在邕州殉节，后来交趾人入侵，看见有大部队从北边开来，有人高呼“苏城隍来了！”交趾人惊惧撤走；范旺守城牺牲，居民在城隍庙设像，岁时祭享。明清时期的城隍神，同样由故去的政声清白，能捍大患，能御大灾，功德昭著的忠臣义士充任。如文天祥被奉为北京的城隍，铁面御史周新被奉为杭州的城隍等等。金之纯知州事时的崇祯七年（1634），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寇乱秦楚间”，贼人兵临城下，“公仓卒料丁壮，备战具，带剑登陴，身当矢石”。其夫人李氏指署后古井与金公诀曰：“勿内顾，脱不利，此其所也！”“公以誓死殉城，城固而公病矣”。同年九月，“公卒于官，州人罢市巷哭，如丧考妣。”“公没后不十年，而兴城遂为贼陷，州人见公绛衣大带，立睥睨间者，以为公死且卫兴安焉。公之一身，系兴安之存亡，是有功德于民，而宜庙食者也。”清人刘应秋《明郡太守金公入名宦记》详记其治行。故府城隍之神为金之纯，县城隍之神为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陷城而捐躯的兴安府安康县知县吴靖。庙中两级城隍不仅有塑像，这配有夫人，实为尊循中国传统的人神祭祀原则，“有何怪乎”？
安康人把城隍称“城隍爷”，担纲有协助官府、宗族约束庶民，整顿社会秩序的重要角色。对于忤逆不孝、不敬六亲、奸盗诈伪、不畏公法、欺压良善、躲避徭役等不良之人，神必达于城隍，发露其事，让官府惩办。如果事情没有败露，也必遭阴遣。对于孝敬父母、和睦六亲、畏惧官府、遵守理法的良善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后，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因此，各地都有城隍外出巡视人间的习俗。府城隍在农历五月十五，县城隍在五月二十八。这是因为庙落成后的“剪彩”日子不同，这样二位城隍的“神诞日”就不同，出巡的时间也就不同了。出巡时，城隍戴珠冠、着龙袍、缠玉带、蹬皂靴，坐八人抬大轿。轿前有金瓜、月斧、朝天凳；轿后有旌旗、绛幡、黄锣伞。轿旁有人扮判官鬼卒之类，随行的信众有舍身作马僮者，有舍身为打扇者，有披枷带锁俨然罪人者。更有干脆让神轿空行，而背着城隍巡游者，可见人们对城隍的崇敬。但在七月半的中元节那天，抬城隍出游则是安抚众鬼。
水旱疾疫是威胁人类社会群体生存的重要灾害，在生产力低下，科学文化知识落后的时代，人们尚不能正确认识自然，只能屈服于自然力，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只好祈求神灵护佑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在这种情形下，“岁之丰凶水旱”的城隍信仰便进一步扩大，由单一的城池保护，到监察社会人事，再到祈福禳灾升级为影响城市人民生活的重要神灵。如遇干旱，将“水龙”耍至城隍庙叫“旱祭”，也谓之“请雨”，而不能类似于到龙王庙的“求雨”。先在较为宽阔的街衢，由一位浑身涂抹着泥土扮作“泥人道”的，在喧腾的锣鼓声中，驱赶着另一位已被极尽丑化了的“旱魃鬼”，引领着飞舞的“水龙”在街衢中反复往返几个来回，然后再向城隍庙狂奔。沿途由两旁手持水瓢、马勺的街邻舀水朝着耍龙的、扮神鬼的身上泼。直泼得“水龙”淌水，“泥人”土崩，“旱魃”失形，旱天变“雨”天。以为民乞请于神，神即赐之甘霖。
在“民之疾病祸福”的城隍信仰中，人们又逐渐淡化了其原有的捍卫城池功能，对于它抵御灾害的“神职”也相对忽略，人们更多的从健康的角度信仰城隍。尚有人生病，亲戚朋友会联名具疏向城隍祷告祈求保佑，叫做“保福”；如果病愈就告知城隍一声，称为“撤状”。若在具疏时向城隍许了愿，病愈之后，有钱家就会请“万子班”唱戏酬神，向城隍爷进献冠袍带履；穷人家也须请巫祝献祭“还愿”。
每年，城隍要“巡视”一次“人间”，而人们却要祭祀城隍三次。这三次祭祀的日期分别在清明、中元和十月初一，据明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说这是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洪武二年（1369）三月初一，朱元璋在朝阳殿梦见一位自称是东莞城隍的人，奏称：“东莞岁中致祭无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递年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太祖梦醒觉得奇怪，立即赐印封东莞城隍为“显佑伯”，并下诏：“东莞及天下无祀者，岁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为令。”到了民国三十年（1941），府城隍庙被用来办“安康县中”后，无论是城隍巡游还是民间的祭祀活动，都集中在了县城隍庙。
县城隍庙前的街面宽阔如今日所言的“广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在庙前街中心建有戏楼。由于城隍是“神界”在城中的最高长官，加之该戏楼所处位置属开放形，旧时除酬神演出外，过往军队或当地驻军所进行的公演；跑江湖的戏班子初到此地，带有“拜码头”性质的首场公演，都可以在此舞台上演出。人们又利用庆祝城隍神诞、城隍巡游及一年三次祭祀，形成城隍庙会，开展商业贸易。有童谣曰：“扯锯，放锯，城隍庙里唱大戏。我有花鞋我就去，你没有花鞋你别去。”连儿童游戏也被结合到城隍信仰与庙会之中，这时的城隍又完全成为一尊“民俗神”，它与“安邦定国”的本源宗旨已相去甚远了。
陕公网安备 61090202000068号 不良信息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