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安康城中的旧街巷（一）

  引   子
  城市是有生命的，城市中的大街小巷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说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说某条街道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那么这条街道的街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如果说某个巷子有其鲜明的个性和文化，那么这个巷子的称谓便是对其个性和文化的命名。如安悦街与安悦台，鲁班巷与鲁班庙。这些街巷中的一切一切，包括它的兴衰荣辱和曲折坎坷，全都无形的积淀在这看似只有几个字的名称里。这一切的一切，还渐渐地在这些不同的街巷或者街区的名称里，形成它独特的历史文化。
  如果说街巷或街区的称谓是一个地域的文化代号，那么这个地域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如果你崇敬某个街巷的文化，它的名字就是一种尊称；如果你居住或曾经居住生活在某个街巷，它的名字中就会潜在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愚昧和暴力可以将它的名称摧毁，却摧毁不了它的文化内涵和人们对它的 情感。即使更改了新名，过不了多久，它又会从废墟中矗立起来。
  街巷名称（包括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无论是街巷名，还是城市中的区域名，特别是在当今“旧城改造”的热潮中，历史街区正被大片铲去，其名称便成为了一种历史遗存，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记忆……
  随着石堤街、翠花街、校场口被荡涤一平，我们在这种荡涤、失落中常常忆起历史上那些令人神往且韵味十足的街巷，从中找到慰藉，让那曾经的大街小巷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沉淀在居住于新的大街小巷小辈的脑海里……
  大北街
  大北街，本名通津街。因街的北尽头有城门曰“通津门”故得此名。通，到达、畅行。津，渡口、码头。通津街，义即通往渡口、码头的街衢。是清康熙五年（1666）以前出入城北的唯一大道。故在主要依靠汉水舟楫以通往来的年代，此街可谓是安康城内最繁华的地方。它南距“府门”也就百十来步，北出“通津门”（俗亦称大北门）即至水旱大码头。龙窝街、纱帽石虽在其间与之相贯西东，小北街、北马道亦在附近，但皆因巷狭街窄，于交通地利方面实难与之相媲美。
  走进这条长约一里的街道，内中房屋多为两进或三进，一层或假檐两层的四合院。高高的封火墙内屋脊翅角起翘，自四周朝着内中心低斜，方形天井开敞透气可吸纳阳光。数百间门面街房高低错落有致一律青瓦灰墙，木板提门。房脊连着房脊，屋檐邻着屋檐，高墙挨着高墙。街两旁商号广聚，店铺林立，俱将“金字招牌”悬于铺面之上。青石条拼接齐整铺就成通衢大道，贯穿于整条“商业大街”。
  做山货生意的“广义隆”、“得合福”；走汉口经营的“聚顺生”、“福聚源”、“辅治隆”与“大同”、“同丰”七大商行最为气派。“崔家”、“贾家”、“三益履”三家药号，开药铺亦“走长水”，虽不敢言大却也享有盛名。“鲁顺生”、“勇顺成”、“黄复兴”、“忠信福”、“杨大成”、“二房彭金玉”七户染坊则誉满城乡，远近闻名。“福茂生”生漆行、“吉泰元”黄表行、“姜忠厚”棉烟铺、“新盛永”盐行俱可谓购销两旺。“玉顺和”、“马如贞”两家桐油行买卖兴盛，“陈记”、“毛记”两处油篓铺的经营亦火爆异常。商贾云集使得“周同顺”、“乾泰丰”、“连发合”、“马文明”之老字号栈房应接不暇，又有“均盛和”、“森昌”、“交通”等旅社应运而生。
  商贸兴盛，市肆繁荣，餐饮服务诸业自然而然也就活跃：“尤记茶馆”清香成趣，“马家羊肉馆”鲜腻相宜，“荷花池”洗澡堂沐浴清爽。“皖香春”、“小乐园”、“又一村”餐馆与“合兴隆”酒店以及“银柜子”、“赵云峰”稠酒铺声名俱远扬于社会各阶层。至于茶叶铺、杂货铺、缝纫铺、银匠、铜匠铺；粮行、酱园、鞋店之类日常生活之必须的小铺面更是应有尽有，连旧银行亦设于此街之内。
  除此而外，家庭作坊及摆摊设点的，也随着市场的活跃与日俱增。“郝家小磨香油”、“尤师糊油包子”、“又一村锅贴”都是久负盛名的名贵特产与小吃。“小乐园”餐馆的掌厨那新吾，本为满人，曾在清宫御膳房当差。他配菜合理，刀法精细，调味独到，所烹菜肴色香味俱佳，抗战时期驻安中国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机械师常来此就餐。因而此街也是洋人经常光顾的地方。1945年8月14日下午，正是这些美国人透出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信息，使得“小乐园”在安康城区燃响了第一声欢呼胜利的炮声。
  民国二十八年（1939）安康城中开始有了妓院，首先挂牌营业的三大班子就首选在得通津之便的这条街上。
  共和国之初至“文革”武斗以前，先后有新华书店、公安局、第二商业局、工商业联合会、安康日报社、药材公司、种子公司、电影公司、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粮店等单位及地方政要生活居住区均落户在这条街上。然而，令人痛心的是1968年5月27日下午，这条昔日的通津大街遭遇到灭顶之灾：“武斗”之火将整个街道的西半边烧得仅剩下了两户7间房屋。其灾难之深重超过了民国七年（1918）军阀王安澜的屠城和二十九年（1940）日本鬼子的轰炸。
  通津街如今被称为大北街，应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结果。从《兴安州志·城池志·街衢》中看，载的是“通津街”。《续安康县志》中所附清光绪年间所绘《安康县新旧两城全图》却标有“通津街即大北街”。大，与小相对。北，方位名。自明洪武四年（1371）指挥使李琛用砖砌城算起，此街曾经沧桑六百余年宽阔之状如故，至今仍不见其落后。前人俗言此街为“大北”的初衷大约是想表明此街规模广、程度深、性质重要。并不知“大北”是大败的意思。《国语·吴》：“吴师大北。”三国吴韦昭注曰：“军败奔走曰北。北，古文‘背’字”。可见原本想表白安康城的北边有条大街即“北大街”，由于昔日文化落后，故将“北大”与“大北”颠倒，形成了意思截然相反，文化内涵全无的结果。
  纱帽石街
  纱帽石在大、小北街之间。旧名本不带“街”字，后将其规范为“纱帽石街”则是近些年的事情。
旧时的纱帽石窄狭，宽约两米余。由于其紧邻大北街这个昔日的商贸中心，故在这条长约半里，仅有百十户人家的小街巷中，不光有旧政府的“直接税局”和“安康县商会”，而且还有“顺兴”、“美利”等五家客栈；“东兴魁”、“天庆福”、“永兴协”等三家山货行以及“马狗”、“汪五”、“刘胡子”等五家卖熟食的。亦有其他如盐行、豆腐坊、织绸子的作坊和银匠铺、油篓铺、香铺、蜡铺等五行八作。尤其是“左顺兴”、“彭金玉”两家稠酒铺子，每日高朋满座，正应了那句“酒好不怕巷子深”的古话。
  纱帽石原本叫“朝冠街”。因昔人掘一石，形状若如“朝冠”，于是便将其移至街旁（具体位置在今天的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前），用青砖自四围砌成约五尺见方、一人高矮的花墙，上用青石板封顶，以“镇街宝物”而留存。旧《安康县志·舆地考》下载：“朝冠石，在府治后街。”此即得名之故。冠，帽子的总称。蒙童知识读本《急就篇》云：“冠帻簪簧结发纽。”唐颜师古注曰：“冠者，冕之总名备首饰也。”古人凡访问朝会时所穿着的礼服，包括有帽、袍、带、靴，通称冠服。所谓衣冠楚楚即此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穿戴齐整地去走亲访友。朝冠，即礼服中的帽子。
  后人将“朝冠（石）”称为“纱帽（石）”，继而又与古代官吏相联系，并且约定俗成地把此街名呼之为“纱帽石”，大约是受了戏剧舞台的影响。
纱帽，即乌纱帽，帽子的名称。《宋书·五行志》和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十《釐革》中都有介绍：东晋时，宫官著乌纱。南朝宋明帝刘彧之初，建安王休仁置乌纱帽，以乌纱抽扎帽边，民间谓之司徒状。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靴为礼服。其后逐渐流行于民间，不论贵贱皆做为礼服穿戴。白居易《长庆集》六四：“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柳宗元《柳先生集》四二：“春衫裁白紵，朝帽挂乌纱。”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四：“山人惊戴乌纱出，溪女笑隈红杏遮。”都是把乌纱作为“礼帽”讲的。自折巾流行后，乌纱帽渐废。后又被戏剧舞台演绎成为“官帽”的代名词。
  近些年，在挖掘或研究地域文化的工作中，许多朋友由于不知道纱帽在戏剧舞台与实际生活中的不同概念，常将纱帽石及其街道与封建时代的官吏捆挷在一起而将传说学术化。同样，也有许多朋友对纱帽石之类“石文化”感兴趣，定要凑够包括“纱帽石”在内的“四石”，以便与“兴安八景”相伴成为安康的“四石八景”。结果又“挖掘”出了“牛心石”、“火官石”、“织女石”、“梅花石”……
  其实，所谓“古四石”，清嘉庆版的《安康县志》卷九中已有记载：“朝冠石，在府治后街；龙尾石，在翠光台下；将军石，在教场北。相传此三石，昔人掘之，不见其根。又城北江中有安康石，见则主饥。”上述“石”无论旧志怎样归类或界定，毕竟是有据可依的。而新挖掘出来的“石”，则有如前些年的“汉水文化”中的汉字、汉族、汉朝、汉中、汉剧、天汉、星汉、唯天有汉……，是文字游戏而非地域文化。
  堰塘巷
  堰塘巷在纱帽石口以东，先为南北走向至城墙边，然后又拐向东至小北街的小北门附近。因在此巷子的西北拐角处，有一熬硝用的蓄水堰塘故得有此名。
  历史上的堰塘巷基本上只是一个行人通道，仅在巷子两端通道的交汇点，即堰塘边上住了几户人家。除了这个堰塘外，再就是北尽头的城墙边还有个土地庙。因其地处包括大北街、纱帽石在内的旧的第四保，故香火较旺。庙门一联写得更妙：“土主五行生万物，地兼三才育黎民。”每至春、秋两个社日。即立春（秋）后第五个戊日，时当春分、秋分前后，四邻纷纷结综会社（间或也有四时致祭者）。其他反映在社会生活上的话题，便是用堰塘之水“熬硝”了。
  熬，用火久煮。硝，矿物名。分硝石与硭硝两种。硝石的成份是硝酸钾，可制火药；硭硝的成份是硫酸钠，并含有食盐、硝酸钾等杂质，可以鞣皮子。即民间所说的硝皮子，亦可制火药。宋应星《天工开物》说硝“专产西北。若东南贩者不给官引，则以为私货而罪之。”又说“硝质与盐同母，大地之下潮气蒸成，现于地面。近水而土薄者成盐，近山而土厚者成硝。”“文革”以前，安康城中的住家户，多用以燃烧使用过后的乏炭渣打土墙。打，方言用语。义即修筑。此种土墙受潮气的影响多生硝，隔上一段时间取之以供熬炼，曾为城内主要产业之一。方法为，先自墙皮刮取发白之土，入缸内用水浸泡一宿，再撇去面上秽杂浮物，然后将浸泡之水入釜煎炼。硝化水干，倾于器内，又经过一宿即结成硝。其上浮者曰硭硝，硭长者曰马牙硝，含杂质较多者为朴消。欲去杂还纯，再入水煎炼。加入几个萝卜同煮熟，倾入盆中，经宿结成白雪，则呼盆硝。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的化工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昔日熬硝所备的堰塘早已作古，唯堰塘巷还保留着历史的记忆。而“硝房”皆退出了化工行业的历史舞台。
  龙窝街
  大北街的北端有个十字路口，向东为前篇所述的纱帽石（街），民间亦称此街区为“纱帽石口”。向西即为本节所要讲述的龙窝街。
  今龙窝街是由“回龙观”、“龙窝坑子”和“庙台子”三个街区组成的，真正的“龙窝”并不在此龙窝街，而是在今天的水西门以西至汉江大桥南岸桥头以东。《兴安州志》卷二《堤堰志》载：“龙窝堤在城西北”指的就是此区域。而且《兴安府志》讲述郭尚灶“卖酒翠光台下”，有吕道人将一药丸“投龙窝水中即成酒”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一带。对此，鲁长卿版的《重续兴安府志》在记述城中的会馆时也有印证：“陕西馆在城内康阜街”（今西大街），“相传庙为翠光台故址，后有殿三楹，祀吕祖，则为卖酒家所奉祀以为集会之所。”那么，“龙窝”何以由彼而落户于此呢？这是由于此街的中心地段地势低凹，故民间称其为“龙窝坑子”。沧海桑田，后人也就难以明白“窝”与“坑”的原始意义，于是便将此处的“坑”省去，留下彼处的“窝”，继而再附会想象一番，“龙窝”便在此落户了。
  其实，此街的西段原本叫“关庙巷”，清嘉庆版《安康县志》卷三在记述“北之西临川门”时就有“旧在关庙巷”之说，而此街的东入口地段，在新中国之初还在叫“太平街”。因为此街与纱帽石一般并不宽阔，既无大商巨贾，又无小贩摊点，一街两行皆为单层的瓦屋面和茅草顶混杂的平房。居于此间的住户多以制造烟花爆竹为业，祈求太平是人们的夙愿。
  在街道西边尽头向北拐弯处的山墙上，嵌有长约二尺余、宽约一尺余的青石一面，上刻着“古回龙观”四个大字（毁于1968年“武斗”），因此上“回龙观”也就成了这一带的街区名称。再向北拐即为“旧关庙巷”，内中有一专门制作牛、羊皮鼓的“鼓铺”，故这段南北向长约数十步的短街，旧时又曾被称为“鼓铺巷”。
  这条街的中段正对兴家仓处是“四川会馆”，名曰“川主庙”“龙窝坑子”指的就是这一带街区；与北马道交汇处是“观音庵”，民间称这段街区为“庙台子”。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是会馆的庙会日；二月、六月、九月的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是观音庵的会期。这就使得看似偏僻的街道，也有它热闹的时候。不仅如此，安康文化、体育史上有几个第一，也产生于这条街上。
  民国十七年（1928），安康来了一个演秦腔的戏班子叫“公怡社”，这也是秦腔首次登上安康的戏剧舞台，演出地点即在今天的食品厂西边大门一带；
  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安康有了正式的京戏园子叫“正乐戏园”，地点即在今天的龙窝街与北马道的“丁”字路口正对观音庵处。
  在体育方面，旧中央银行的宿舍曾在此街，具体位置在今天的食品厂东半部分，后院有一篮球场。民国三十二年（1943）春，旧安康县的首次蓝球赛即在此球场举行。而且冠军是由中国和中央银行组成的“中中联队”夺得的。
  另外，也正是抗战时期，在“正乐戏园”与银行宿舍之间还开了一家餐馆叫“座上春”，生意兴隆，远近闻名，许多或结婚，或祝寿，或任职酬谢的酒晏都在这里举行。改革开放之初享誉城区的“健康餐厅”中的许多厨师均是昔日“座上春”掌厨的大师傅。
  这条街道也有痛苦的记忆。一次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春的某炮铺不慎失火；另一次是二十九年（1940）的日本轰炸所引起的火灾。两次大火两次将此街化为灰烬。由此可见，祈求太平永远是人们的愿望。
                  （作者单位：安康市房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