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安康城中的旧街巷（四）

        兴家仓
    兴家仓，本名萧家巷，“文革”中改称幸福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安康县志》载：“顺治四年（1647）知州杨宗震复修旧城。总兵任珍截城西半移，筑西门于萧家巷口。”即指此巷的南入口。后又因兴安知府童兆蓉，于光绪十八年（1892）在此巷内建有谷廒，曰“常平仓”。故民间又俗称其为“萧家仓”。鲁长卿个人稿本《重续兴安府志》言：许真君庙（江西会馆）于“光绪初移建城内萧家仓”，即用此俗称为巷名。
    所谓常平仓，乃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于边郡筑粮仓，谷贱时用较高价钱籴入，谷贵时减价粜出，民以为便。称为常平仓。汉以后历代在调节粮价，备荒赈恤的名义下，常设这种粮仓。
建于此巷之中的仓房，其具体位置在今红旗小学对面的公厕后，地势较于“龙窝坑子”一带要高出许多，是一处人工筑起的高台。清宫尔铎《重修兴郡常平仓记》言：“佥以为旧仓卑下，水患宜防”，故而“就旧仓基侧，甃筑层台，巅建楼以祀仓神，贮谷之廒以间计，综十八”。这里于十八间仓房之外另建的祀仓神的阁楼，即民间所称的“仓房楼”。后人将建于康阜门（俗亦称老西门）瓮城之上的贮谷之廒谓之“仓房楼”。移花接木也。
    将彼与此混为一谈，除了这两处仓房外，其他如将老城文庙与新城文庙分不清，将老城的纯阳宫与香溪纯阳楼（洞）分不清，都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但仓房楼的移花接木大约是因为“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府撤销了“谷贱籴进，谷贵粜出”的“常平”官仓，将其并入具有同一功能与作用的“安悦台”义仓，并交由地方慈善机构进行管理的结果。
    运走谷物后的仓廒，便逐渐地成了专供因跑江湖而来到安康城的各戏班子的食宿之所，故当地人又将此仓房呼之为“戏房”。
    历史上的萧家巷内，还有江西客民于清光绪年间，将其会馆大庙“万寿宫”自上河街移至今天的“汉江剧场”处后，又带给人们许多值得回忆并津津乐道的故事。
    民国之初，随着会馆办学热的兴起，江西客民便率先面向社会办起了私学，并拆其江西简称“赣”取名“章贡”学校，教室即在与会馆大庙仅一街之隔的“红苕街”西边出入口之南，今汉滨区党校处。
民国三十年（1941），河北人孙德怀、吴杰夫二人将电影传入安康，并合办“声光电影社”，在该会馆内大殿与戏楼间的庭院中，露天映出《武侠惊险》、《昆仑大盗》等黑白无声电影近一年时间，更使得当时的“老安康”眼界大开。1953年安康成立电影放映站，开始在城区固定放映的地点亦选在此处，直到1957年元旦“安康电影院”建成并开业放映。
    待电影放映站迁走后，政府将此会馆改造成专门召开大型会议的礼堂，曰“三干会”，故民间又习惯上称此巷为“三干会道道儿”。1959年3月，随着安康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给生产小队长的一封信》，以及同年11月在此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里便成了历次政治运动和农村政策调整及工作安排的“发布中心”。
    如今，此巷名曰“兴家仓”，应是老安康人读“萧家仓”时的轻声变调所导致的，语音发声“萧家”与“兴家”含混不清而演变来的。加之安康方言的某些发音，既无后鼻音也没有明显的音韵区分。再者，“兴”并非姓氏。而安康城中，以姓氏言巷名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小北街中有田家巷、姚家巷，其巷东还有暴家巷；石堤街中有陈家巷；新城有马家巷；在安悦街中除了有此萧家巷（仓）外，在旧老西门的北城墙边还有沈家巷。当然，“兴”可作“徵集”讲。《周礼·地官·旅师》：“平颁其兴积。”郑玄注曰：“兴积，所兴之积。县官徵聚物曰兴。”但在安康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将“水牮”书写为“水箭”；将“毘子巷”念成并写作“篦子巷”之类，尚且无人理会，因一条巷子的名称，谁还会咬文嚼字，且“兴家”与“兴积”的本义相差亦甚远。

        红苕街
    红苕街在今兴家仓与北马道间，呈东西走向，因街的西端有“麻园”一处，具体位置在今“红旗小学”。清道光年间，知安康县事的陈仅在此“麻园”为民示范栽种红苕而得名。今名“龙窝街兴家仓巷”不知出于何种考虑？
    陈仅，字余山，浙江鄞县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知紫阳县事，十九年（1839）知安康县事，二十一年调离，三十年复任安康知县。任内颁布有《劝谕广种红薯晒丝备荒示》，并撰写有《劝民种薯备荒六十韵》。
    红苕，本名甘薯，又名红薯。原产美州，公元1492年，哥伦布航海时把它带回西班牙栽培，后又由西班牙引种到吕宋。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我国福建商人陈振龙不顾统治吕宋的西班牙当局的严密封锁，设法将其引进福州栽培。此后近二百年间，陈家先后七代人致力于红苕的种植与普及推广，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才获得“恩准”，而此时红苕实际上已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不胫而走了。上海的徐光启，广东的林怀芝都为红苕的推广种植倾注了心血，作出过贡献。
    红苕在我市的推广始于紫阳，接下来便是在安康（今汉滨区），推广者是来自于南方的陈仅。他以诗歌的形式撰写《劝民种薯备荒六十韵》，用以宣传种植红苕的好处。并颁布《劝谕广种红薯晒丝备荒示》晓之以理。尤其是他的“备荒”说，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得到证实。“困难时期”饥饿难耐仅凭“勒紧裤带”不行，靠的就是以红苕作为主食来填饱肚子。也不知道能变成大米、细面的稻子和小麦都长到哪里去了，反正口粮的大部分供给是红苕。那时红苕的品种也很多，白心的“洋红苕”，顺手把泥一捋，放在嘴里就啃，脆生生、甜滋滋简直如甜地瓜；红心的“火红苕”，蒸熟后热腾腾，面乎乎似糖粟子。还有“大红袍”、“农林四号”等等，反正“早上蒸红苕，下午红苕蒸；晚上想吃点儿，再煮红苕片儿”的顺口溜很是流行。
    吃红苕勿忘栽培红苕的人，“红苕街”大约就是要我们铭记红苕的引种和推广者。

        南、北马道
    马道，故名思义，即专供运输货物的马帮、车马以及驿站的走递马所行之道。以安悦街为中心，与城南隅的五星街相通的为南马道；与城北隅的龙窝街相通的为北马道。将此两条街巷设定为马行之“专线”，用今天的话来说则完全是为了交通管理的需要。
    因为，古时候的大北街、小北街、东大街和安悦街是安康城中最主要的“商业大街”。唯有让马帮、车马、走递马从南、北马道进出城区，方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商业熙来攘往的交通秩序。
    南、北马道与安悦街交汇处所形成的十字路口，民间称为“马道口”，此街区亦为旧时的“夜市”所在地。每至夜幕降临，但听得“肉饺哟炕黄了”、“烩凉粉开了”、“糊辣汤、糊辣汤”、“菜豆腐”、“甜甜的甜浆子”、“热的凉的炕糍粑”、“糊油包子香呀”……哟喝叫卖声此起彼伏，沸沸扬扬汇入人流，引人欣然解囊。
    南马道（“文革”中改称红光街）巷狭街窄，又因其特殊的交通地理环境，无法容纳商贸活动的开展，也就没有显著的事物。不过，在南马道大约有几家“纸扎铺”的缘故，每至灯节，小巷内各家各户俱在门前檐下大张灯火：金莲灯、玉梅灯，呈一片彩霞；芙蓉灯、荷花灯，散十色锦锈。街巷僻背而精神生活不可少。地方名流，身兼旧安康县商会和山西旅安同乡会最后一任会长，安康新市场创始人亢子钧先生亦安家在此街巷。
    北马道（“文革”中改称光荣街）较之南马道更狭窄，但因其北端与龙窝街相接处，有一香火颇旺的观音庵，人流自然就比南马道要多一些。附近有几家“线铺”，还有一“石灰坊”和一“醉白楼”餐馆。到抗战时期又将餐馆改为“万顺客栈”，规模均不甚大。中段有邓姓人家开设的“磨房”，他们在加工粮食的同时，又以糯米为原料熬出一种“酒米糖”。五寸长短，大拇指粗细，中间呈空心，面上撒芝麻，到嘴又香又脆又酥，老少皆宜，可惜现已失传。
    南马道最痛苦的记忆，当为公元1968年的“武斗”。城内一派为对付城外一派的攻势，纵火清除障碍物，烧毁与之相邻的丝织、棉织厂时，街中房屋多被夷为平地；北马道则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日寇轰炸安康时，“万顺客栈”隔壁有户人家正在请客设宴为新生婴儿做满月。许是院内搭有红色布篷目标明显而中弹，所来宾客及帮忙的男女四十余口，无一幸免，称奇的是产妇与婴儿却毫发未损，幸免于难。由此可见，任何时候我们都应有忧患意识。

        道院巷
    在大什字与马道口之间，向北有一岔道叫道院巷。道，供众人行走的道路。院，安康方言，即拐弯绕道行走，与抄近路、走捷径相对。如院路了。道院巷，就是有房屋墙垣围绕的巷道。
    这条巷子自安悦街望去，象是一条死胡同，但由南向北步入其内，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况会由然而生。在“疑无路”时向西一拐，行约五七步，再向北拐十来步便到了“又一村”的水井道道。由水井道道向东可通往大北街；向西可通往北马道。因为如此，一些没廉耻的人，便利用这里复杂的交通地理环境，专在大街之上等候单身的，或挑着担子，或提着篮子进城卖农副产品的乡下人，干一些没廉耻的勾当。他们的做法往往都是拿了东西不付钱，谎称自己“富贵不随身”，住家就在此巷子最尽头的西侧头一家，待回家拿钱来还你。
    诚实的乡下人见巷子“不深”，且是“死路”，便放心地将物品让其拿走。没廉耻的人“拐”了“马道”，他还以为是进了家门取钱来着。故老安康人至今仍对不按约定行事，甚或行为诡秘“不干净”的行径，戏谑为“拐马道”。而“马道”的“拐”法就是从此“道”中“院”着走。这条巷道也由此就落下了“道院巷”的称谓。

        五星街
    五星街原本叫七星街，位于古楼西和大南街交汇处以西，至今天的金州路间。此街名曰“七星”，既非南方朱鸟七宿中第四宿之七星，亦非常言之北斗七星。古人以日月合壁、五星联珠作为历元，称为七曜齐元。这种天文现象本不可见，后世推广其意，附会视为祥端。
    今名“五星”，系指形为五角之状的“星”，象征着“红色”和“革命”，如戏词歌词所唱：“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等，均为此意。
此街的西端入口一带旧呈“小”字状，那一“撇”自东南向西北斜插去，可通往安悦街，名曰“套子巷”；那一“捺”偏南曰“半截街”，与主街相向至旧“南城隍堰”（今金州路），使这一带街区形成一三角“孤岛”。如今的街道呈“一”字形，系1968年“武斗”结束后拓修的。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兴安由州升为府，在老城区设安康为首县的县署所在地即在此街；公元1913年裁府留县，县署迁至今东大街，又有后设之“陕西省高等法院三分院”入驻旧县署之中；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这里又分别成为中共安康地委和安康县（今汉滨区）的办公场所，可谓是安康（县）的政治中心。
    清嘉庆十三年（1808），兴安府以所售旧在北城壕堰的“文峰书院”之金，复在此“县署西偏武生刘日炤屋址”（《关南书院诸生请立案呈碑》言），另建“关南书院”以为广育人才之计；在此县署街对面偏东，又有城内屠猪业于清道光时所建“三义庙”，内奉桃园结义刘关张，“庙颇宏敞”（鲁长卿《重续兴安府志语》）。民国十八年（1929），省教育厅于此庙设立“陕西省立第七中学”始，这里便成为了现代国民教育之所在。1952年，在迁“安康中学”至今址的同时，政府将“安康县初级中学”设于此间，1958年更名为“安康县一中”；1962年缩短教育战线，裁撤第五至十六中学，保留一至四中及城关民办中学时，以安康在西汉时谓“西城县”而又改称“西城中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更名为“永红中学”，现为“汉滨高中”。由此可见，此街亦为旧安康的教育中心。
    历史上的“五星街”，除了政府机关与学校，其余皆为民宅，且多为土木结构茅草苫顶以遮盖屋面的草房。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为使小南门内及南井巷失火的悲剧不再重演，政府采取计账征收之法，消灭了私有化，并以房价抵租金拆草房建瓦房，将整个街道改造为民房区统由“房产委员会”进行管理。后又因1968年“武斗”和1983年“洪水”两次破坏与重建，方成为今天的这种模样。

        套子巷
    “文革武斗”之前，在五星街的西端入口处不远，旧有一三岔路。居中即为五星街的主干道，偏南名为“半截街”，长约三五十步与主街相向，亦与旧“南城隍堰”（今金州路）相通。再有就是自东南向西北可通往安悦街的“套子巷”。
    套，地之弯曲处。如河水弯曲处称河套一样，此巷子自东南向西北弯曲，由五星街如弓背状的路道行走至安悦街，故谓之套子巷。《集韵》八《号》：“套，地曲。后唐与梁人战于胡卢套”即此义。又因罩在外面或罩在外面的东西都叫套，如清人翟灏《通俗篇》二六《器用》所言：“凡物有所冒，悉谓之套。”故“套子”亦谓“套人”之成规或曰俗套。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所辑《昭代经济言》九杨继盛《乞诛奸险巧侫贼臣》：“卑污成套，牢不可破，虽英雄豪杰，亦入套中。”而此巷因新、旧时期都曾将缉押犯人的牢房设于其间，故对“老安康”而言，套子巷又多被用来成为监狱的代名词。“文革”中索性直截了当地更名为“专政巷”。
    其实，“套子巷”虽偏在城隅一角，除了监狱之外，也有其非凡的振兴文治教化的记忆。在它的历史的容器中，也曾装有民国二十六年（1937）阮先翥（羽伯）任局长时的“安康县教育局”，以及此前所设与教育局相邻的“安康县女子高等小学”。
    旧时，此巷内的居民多为成衣工，自“老西门”内的南侧进去，剪裁缝制衣服的店铺随处可见。他们一张剪裁案，一台缝纫机，一家挨着一家，以此业为生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优质的服务，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可谓旧安康的“缝纫一条街”。
    如今，套子巷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文革武斗”以后，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公安战线建设的“形势”下，巷子及其监狱周边多划归公安部门使用，为安全计需将此巷封闭。套子巷因此也就名存实亡，而永存于老安康人的记忆中。
    （作者单位：安康市房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