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

话说安康新城（一）

作者：牛谦才来源：市方志办发布时间：2011-03-03 00:00

    周邦基先生的《话说安康城的旧街巷》连载刊出后，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展现历史渊源，包括商业经济、文化、民生各个层面。志书宜粗不宜细，而旧街巷连载恰好弥补了志书的不足。因此《话说安康城的旧街巷》应是细说的城市历史。
    邦基先生真诚地告知笔者，安康城旧街巷应包括新城部分，并建议我来撰述。基于厚望及社会各方面朋友的期待，笔者在退休赋闲后集中精力提笔试应。
    明万历十一年（1583）开建新城，至今已逾四百二十多年。既称新城，就有“新”的来历，更有旧的历史。至今，新城还没有较为完整而独立的志书资料。因此在写旧街巷的同时，对新城的来龙去脉必须先做个交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城的老人常说，旧城多经商，显现的是富；新城多学仓，凸显的是贵。这要用详实的史实和资料说话。笔者十分赞赏邦基先生的求实精神，对资料也要分析考辨，求证唯实，绝不能持拿来主义。基于此，笔者十分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水祸江南建新城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始设西城县，垒土为城。
    北周天和四年（569），县城由江北（中渡台）一带迁建江南盆地（今东关），原为土城。明洪武四年（1371）扩建，甃以砖，东南北三面设五门。
    县城江北治所既已废，江南县城并未冠新、旧字眼。
    明万历十一年（1583），汉江洪水袭县城，居民溺死过半，金州治所迁建赵台山下，谓之新城。而故城并未废弃，这便有了新与旧的区分。
    新编《安康县志》称旧城为老城有失严谨。查阅兴安《府志》、《州志》等文献资料，均以旧城、新城区分冠名。原因如前所述，旧城之前江北故址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老城。倘若把旧城称为新城，等于就否定了曾存世于近900年历史的江北西城县治所。
    “下旧城，上新城”。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的老安康人互相打招呼的常用语之一，它蕴含着老安康人的一种故土情结。老与旧意思相近，严格地讲还是有区别的。理清老城———旧城———新城这三座城的渊源，也就理清了新城的来历。
    清代以前，历史有考的汉江洪水淹没旧城大的水患达25次。旧城未形成之前，这块盆地即有先民开发居住，记载最早的是南北朝梁武帝元年（502），汉江洪水袭江南，居民避水于赵台山。新城南高北低，城池以南的半个新城至现在的南门小区即属赵台山范围。明嘉靖至万历年，时称金州的安康县人口不足5万，而旧城户丁不足万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水灾随波而去者不算，居民溺死者达5千余人。官方痛下决心辟建新城，并改金州为兴安州，新城实为“天时人事日相催”的必然产物。
    新城的范围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前的新城基本保留在明、清框架的范围。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骨架的拉大延伸，今天的新城多了辖区二字，其范围超过了原范围定义的三倍有余。加之除北门仅残存一城门洞外，原城墙已荡然无存，当今中年以下的人，对原新城范围概念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清代沿袭明制，调整里甲，实行牌甲（即保甲）制，安康县基层行政组织划为四乡二十四铺。旧城和新城均未纳入其中，属署衙直接控制。民国二十四年（1935），战事纷起，行政区划变为设五区三十九个联保，可新城设有镇长，除了派丁勇夫役外，仍受命于县署。由此可窥，不管是清代还是民国时期，旧时的新城，其领地一直是以城池为界。
    新城范围究竟有多大，几种志书资料基本吻合，即城“周三里一百一十六步”。需要指出的是“步”绝非今人理解的“步”，古人认为自然人之躯体长着两条腿，双腿先后迈出方为整步，按照中年男子为准，一条腿迈出半步是三尺，双腿整步为六尺。据此推算，其周长应是六百九十三丈六尺。它是旧城城池的二分之一。
    这种表述总让人一头雾水，说具体些，新城东至原安师大门东三十米处，南至现南门市场下四十米处，西至现在盲哑学校（安康市阳光学校）大门，北至现在残存城门洞。
    军事城垣
    清顺治四年（1647），设在新城整整63年的州署，因南山刘二虎率部三千攻破新城，再次迁回旧城。
康熙四十五年（1706），迁回旧城59年的州署，因洪水袭城，官室民舍洗劫一空，又重新迁至新城。
    嘉庆初（1796至1805），湖北王聪儿为首的白莲教沿江而上，侵扰频繁，署衙于嘉庆十三年（1808）再迁回旧城。
    显然，反反复复的迁移，皆因水患和战祸而起。明万历年首次迁移，水患是诱因，但从两城的地理位置看，南山俯瞰于新城，新城俯瞰于旧城，旧城与江北又阻于汉水。择水而居自古以来就是最佳选择。守护好临江旧城，首先是守护好新城。因此，建好坚固的新城是军事战略上的要务。
    清朝建立不久，就一直没有消停过，特别是中晚期，安康这块土地与全国其它中小城市一样，战事连绵。除了前述祸乱外，明成化元年（1465），崇祯七年（1634），清康熙元年（1662），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元至二年（1863—1864），屡有战事爆发，新城地域首当其冲。
    虽然府衙反复迁徙于两城，但作为战略要地，自建新城以来，驻防于新城始终没有改变。
    嘉庆元至九年（1796至1804），清军与湖北白莲教于湖北襄樊至安康、汉中一带连年征战。
    嘉庆十二年（1807），兴安府知府叶世倬固修新城，于炮台山巅加建敌楼，嘉庆十六年（1811）安康县知县王森文加高城墙，增设掩体城垛。光绪二年（1876），署陕安镇总兵彭体道以旧城滨江，其患在水，新城凭高，其患在山，非修筑坚固不足以避水、匪，对新城全面整修加固。
    经多次维修添建，城高2.86丈，底宽2.89丈，上宽1.45丈。掩体城垛增至1444面，垛厚1.7尺，高5.6尺，宽8.7尺。四城门各设瓮城两硐，即圆瓮双门，门厚6寸，铁皮整体包裹。四瓮城外凿池，池面置吊桥。瓮城内门台顶建楼三间二层，四面设门，既是哨楼又作戏楼。城楼之间转角处设凸形月台以观哨，四城角月台建炮楼12座。特别指出的是新城城墙用砖与旧城城墙用砖体积也不一样，砖长1.8尺，宽0.6尺，厚0.4尺。硬度超过今天机制红砖，重达20公斤。西安明城墙用砖仅是其一半略多。这种少见大砖砌筑于城，似威武军士列于阵，军事古建雄伟壮观。城内布营三处，署衙、皇仪祭祀之万寿宫、城隍庙、孔圣庙、关帝庙以及署学、县学、书院等一应俱全。
    古城池的灭失
    笔者曾赴保存最完整的山西平遥古城观光，其城池大小、内设古建筑比旧时的新城逊色多了。可平遥古城未遭破坏，保持原汁原味，那么它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历史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新城及其古建筑的破坏，早期多为兵燹所致，但并未伤其根本。
    1950至1957年，周边散户私拆城砖以补修建之用日盛一日。1958年先是大炼钢铁动员安师、安中学生夜以继日挖城墙洞子砌炼钢炉，从四山砍伐的棒子柴围满城墙，炼钢炉火光冲天，与古战场火攻城池之情形不差上下。当时安中学生被城土塌埋伤四名，死三名，安师操场东边城墙被挖得破烂不堪，没炼成的铁琉矿疙瘩似铁非铁，似渣非渣，被遗弃在操场，好多年后才清理完。紧接着各街动员群众挖城砖，四条大街小巷修消防池，卸下的城门改作池盖板。后来，人民公社遍地开花，城周生产队社员拆城砖建保管室、食堂、厕所、猪厮、牛棚，民用私拆更是猖獗。笔者幼年常与伙伴到瓮城“吼城”，那清纯悦耳的回音至今令人难忘。
    炮台、城楼、炮楼、城垛虽不复存在，城砖也被拆挖，但城墙主体基本依旧。1967至1968年，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武斗，被拆去门扇的四城门以草袋垒工事，一派凭借残存的城墙固守城池。
    1975至1980年，仅残留北门瓮城内门，城墙彻底被夷为平地，用以公、私建房。
    1968年前，新城与旧城之间除了安运司、市医院、公安局和部分菜农散户外，可以说是一片平地。1967年12月5日，一派攻下新城，北门城墙上机关枪扫射声不绝于耳，令人奇怪的是向旧城逃命连滚带爬于菜地的难民多达千人，在枪弹横飞下竟无大碍。后来得知攻城一派的头目担心后果可怕，下令只准对空射弹。这只能算作是不幸中的一种意外，安康武斗的最大特征是“农村包围城市”，首先从包围并攻取新城开始，再向旧城进攻，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伤残者不算，两派群众相互血刃于战场，包括上游紫阳绑石投河，恒口挖坑活埋在内，互为残戮共死去数百人。
    滞后于城池的新城街巷
    严格的说，新城旧街巷并不算古老，除了一些消失的街巷外，现有街巷非新亦非旧。因为从明万历十一年至清雍正初年，在长达130多年中，新城并未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街巷。
    首先是新城缺水。尽管旧城临江，饱受水患之苦，可并非连年遭灾。缺水带来的不便，仅举一例可窥之，安康人沏茶用水很讲究，河水沏茶味美甘冽，香甜可口，据老一代人口传，早先入住新城的人常去旧城过茶瘾，新城就开不了茶馆。直到1960年旧城的工匠上新城做工，还带上一壶河水烧茶。
新城内仅有三口咸水井。为了鼓励入住，光绪初年，官署在城东门外凿了一口逊于河水优于咸水水质的甜水井安稳人心。
    商业地位难以突显。旧城居民受祸于水患，却也多得益于汉江航运，商业繁荣所带来的利益是新城难以所及的。
    那么新城街巷究竟形之于何时？在弄清这个问题前，首先要从户籍制度说起。里甲制度启于明代，明以前为乡、都编制。现存于安康博物馆的买阴地墓砖地契是康熙十八年（1679）从桑园铺掘得，墓砖记载宋驻扎金州中将第二副将杜舜忠葬于金州西城县第九都迄煤溪。“都”相当于清康熙年行政区划中的铺。
    明初实行里甲制，郡城内外编为一里，称在城里。长枪铺以西编为一里，称越河里。黄洋河而下编为一里，称七铺里（辖牛蹄铺、黄洋铺、桑园铺、石梯铺、神滩铺、二郎铺、古山铺）。零星错杂于山溪之间者编为一里，称新兴里（即陈家沟、施家沟两溪之间的新城范围）。
    至清顺治十八年（1710），编制变为二十三里。
    时间推后到康熙至嘉庆年，行政区划变更为二十四铺，新城仍称新兴里。其定制为每里统十甲，每甲为十户，零星错杂之特殊情况，每里也可统一百一十户，也可少于十户，其上下幅度限于十户以内。由此足以证明，包括新城周边在内，清代的新城实不足百户。
    康熙三十二年（1693），时任兴安知州的王希舜纂修《兴安州志》，在“城池志”中对新旧二城均有详实记载，附录的街衢共十二处，甚至连大什字、小什字方位交叉口以及朝阳门外的油坊街都一一记录其内，唯独没有新城街衢的踪影。编纂者绝不会疏忽，只能证明新城的街街巷巷尚未形成。
    明万历年建新城始，东西南北四方位城门的确立，注定是街道形成的四条主轴线。既然有完善的城池，街道的形成只是迟早的事情。而且街道自嘉道年逐步形成后，新城就成了影响较大的文化之城，其文化品位及轶闻趣事与旧街巷始终相伴相随。
    东正街
    东正街以什字口中心至东门楼下一百四十二步，折合今公制单位约三百八十六米。城门曰：乔迁门。建城之初四城门的确可以说是之后四条正街的规划主轴线。街道正式形成前，与城同时修建的先期构筑物东南有万寿宫、城隍庙、即原安康师范学校大门对面南操场位置。万寿宫在前，城隍庙紧贴其后。
    万寿宫面阔五间，宏伟高大，它有别于佛家祭拜无量寿佛的万寿宫，宝寿寺，道家祭王母娘娘或福禄寿三星的宝寿殿。它也不同于安康旧城和石泉、旬阳等县的既称万寿宫又称江西会馆的商帮会馆，而是官家依朝庭祀典于明万历年建的专祀周文王的皇庙。商周之际，汉江为南蛮小国，不懂礼仪，相传周文王曾布教汉江，而使礼仪化行。《陕志辑要》称文王所治“习尚扑茂，尨（mang）吠无惊，鹊巢不占，文王之化江洋匪遥，今古有殊情哉”。
    尨者，多毛的狗，意狗乱叫人不惊。《诗·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谓鸠性拙，不善筑巢，居鹊巢中，此谓不侵占别人住所。匪通非，匪遥即不遥远也。
    由于古今情形的变化，“克己复礼”，教化于民，倡导周礼则是建万寿宫之宗旨。另一层意思是指皇帝万寿。“万岁！万岁！万万岁！”尽管是人人都明白的也不可能实现的空话，历朝历代却照呼不误。谁万寿呢？不言而喻，指的就是皇帝。皇帝总有驾崩之时，短寿夭折皇帝也不少。所以万寿宫匾下又立一牌位：“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不管谁当皇帝都适用。万寿宫除供奉周文王外，概不供奉任何活着和死去的皇帝。死去的与活着的，于“万岁”相冲突，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供奉周公是个特例，后世人对周公没什么大的争议，施礼治国，教化于民为历朝皇帝所主张，朔望日地方官员依典祭祀也不足为奇。
    城隍主殿、前殿各三楹，两厢各两间，不是四水到堂的四合院。城隍神的信仰于南北朝时期普遍盛行，宋代荣立国家祀典，各府、州、县皆立庙祭祀，元代封为“佑圣王”，成为国家的守护神，城隍神多为去世的英雄或名臣，以其英灵来护佑百姓，打击邪恶。所以城隍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如会稽城隍祭庞玉，桂林祀苏缄，上海祭霍光等等。新城城隍庙祭祀的是纪信。他是刘邦手下的一员猛将，楚霸王项羽困刘邦于荥阳，荥阳破在旦夕，纪信扮刘邦从东门杀出，巧妙地掩护刘邦从西门逃出，项羽识破后将纪信活活烧死在城外。纪信留下了汉代忠骨美誉。明代朱元璋封城隍职位为一品，与中央三公、丞相平级。除此，明王朝下令各府、州、县所建城隍庙规模要与当地官署相同，新任官员赴任都要在城隍面前宣誓，以取保佑，以示忠国爱民。
    城隍神春秋巡游两次，春巡为清明日，秋游为七月十五日，巡查鬼在阳世阴间的各种行为。东正街城隍庙曾于顺治三年（1646）战乱城破被毁，嘉道复建，同治末，抬出城隍神巡游就没再进行。
    临东北向的安师是顺治年建的府试考棚和按察分司行署所在地。咸丰二年（1852）大水毁旧城书院，次年知府委托举人张鹏飞在考院西督建关南书院（其前身称文峰书院）。书院东为县学“天生堂”，取“天生我才必有用”之意。正式名称为兴贤学仓，兴贤取自《周礼》：“三年大比始于乡，书其德行道艺，兴贤能而升之学。”咸丰四年（1854），太守王筱园以学仓名不雅训，改仓为舍。涉远难考，仅道光至光绪年，书院学子赴省乡试者中举182人，京试考中进士者56人。
    清末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法波及安康，光绪三十一年（1905），关南书院改建“兴安府中学堂”，后更名“兴安九县联立中学校”，仅两年，添招班次，学员扩增，校舍不能容，移入学使行署，变更为师范学堂和农业学堂，内设的兴贤学舍改为安康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十八年（1929），经省政府命名为陕西省立师范学校。几度易名，后定名为陕西省安康师范学校。百年安师，中共特支曾活跃于这所学校，大批学生党员从这里奔赴陕北。建国后的吴运铎班闻名全国，学校培育的优秀骨干进入各级领导岗位者层出不穷。
    东正街的通俗名叫“桥上”。清初南井街与东井沟交汇于东正街之什字，建有砖拱桥，宽9尺，长12尺，设有石护栏，名曰：永安桥。1956年重修新城四条主街，桥被拆。但“桥上”被叫出了名，如同安康人口语化多个‘儿’一样，单个“桥”字不顺口，“桥上”就成了东正街的代名词，桥东一百二十米，桥西约一百六十米。东正街为新兴里一甲，嘉道年零零散散不到十户，咸丰至光绪年，数得清的也不过二十多户人家，有名的是清移民户黄姓人家，黄加焜，系名儒，张补山的弟子，咸丰五年（1855）乙卯科举人，其兄黄鼎，字燮堂，太学生，任陕安镇署总稿案，工书善画，咸丰初，投身于新城考院、学舍书院建设。同治元年（1862）城陷，以头触庭前柱殉节，入昭忠祠。其子黄子和于清末民初在其宅院所建花园远近闻名。（待续）
             （作者单位：安康自来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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