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

话说安康新城（二）

作者：牛谦才来源：市方志办发布时间：2011-03-03 00:00

府学街

府学街不在一条线上，南临东正街永安桥，至北即现市水利局大门为一段，由此向西接北正街又是一段，呈拐弯九十度形。南北向主街紧依孔庙和署学、关南书院，饱沾文气脉源，故名府学街。

此街又名东井沟，虽比府学街之名失雅，可也有其来历。明万历年建新城之前，陈家沟水顺直从南井街，府学街绕双溪寺泻入旧城东关喇叭洞。新城城池形成后，陈家沟水从今天的文昌路泻喇叭洞。道光十九年（1839）底，乡贤张补山《与牛中丞镜堂书》（牛镜堂新城人，时任甘肃总督）称：“陈家沟水助汉为虐，前屡改屡圮，今兄另开一渠，将沿山诸水足尽斩之，一直东注。”足：山脚也。另开之渠即今市党校南围墙外的防洪渠。东井沟即明万历年陈家沟的下游。新城形成之后，沟边凿井一口，井沟并存，故府学街又名东井沟。

东井沟宽九尺余，深六至八尺，沟内遗留原陈家沟上游冲积的卵石横七竖八，一遇兴风走雨，东片半个新城的水由此排出。沟将街一分为二，两边均可行人。有石条作桥连接行走，1958年，沟被填平，街扩宽，井依旧，沟虽不存，可两个街名依然叫响。行政命名的府学街始终未变。

嘉庆七年（1802），白莲教事在全国基本平息，清庭下诏各地建昭忠祠抚慰阵亡官兵、乡勇，褒其忠节，兴安府将昭忠祠建于府学街西，即今安师附小校园。嘉道年不算，仅同治元年（1862）12月，太平军攻破城池，官绅兵民被立牌位于祠内祭祀的亡灵多达3971人。鲁长卿《重续兴安府志》不隐官恶，光绪末年，身为驻新城的二品大员陕安镇总兵傅殿魁不是被太平军所杀，而是长期克扣兵饷，引起哗变被部佐乱刀戳死。同治元年（1862）城陷，时任知府的林映棠挟财宝，妆扮成道士逃出署衙，在小巷中被太平军识破责骂，还落得财劫尸碎下场，昭忠祠所供奉的第二位竟是此等人士，褒奖何益。

宣统元年（1909），失去实际作用的昭忠祠由知县钱松年设立为安康第一女子小学堂。1934年，安师附设的实验小学改名“附属小学”迁址，取代女子小学堂。安康1983年特大洪水后，安师附小大门改址东正街。

安师附小对面有一门楼曰：新斋。斋者书屋，书馆也。光绪十五年（1889），知府童兆蓉购关南书院民房建新斋藏书，斋馆内与书院学舍贯通，主要为生员借读方便，又将新斋大门开凿于府学街，也面向社会贤达和文化人士借阅书籍。宣统三年（1911）九月，辛亥革命爆发，书籍于混乱中损失一空。

府学街为新兴里二甲，清末民初住户不足十户，多是些书儒之家，虽非权贵或曾获功名，文化底子总不薄。住家于新城，供事于旧城商户字号，干相公或账房之类差事。府学街水井旁院落主人叫柳光辉，积学善文，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乡试，取乡试副榜，后入京考中教习，末及叙官病卒于京师，其子柳振员、孙柳贵本、柳容本先后为生员。侄儿柳纯粹于光绪二十年（1894）被推为陕西省礼议议员。柳氏满门皆文仕，在新旧二城一时传为佳话。

黉学巷

与府学街相接，紧依安师北围墙有条不显眼的窄小陋巷，名日：黉学巷。巷西口路标赫然标着“洪学巷”三个大字。文革前标的是“红学巷”。红与洪，都不合规范，实为以讹传讹。

《兴安州志》载：“儒学在文庙西，元（代）至元年间知州唐天骥建，至正十年（1368）达鲁花赤买闾重修。”文庙于明伦堂相依，清代的县学称儒学，明代称伦堂。是教谕掌管全县生员的政教合一机构。文庙即孔庙，孔庙也称黉宫。辞条将“黉”释为古时的学校，亦为官学，属科举制度的附庸。它与启蒙教育在家私授或村馆、祠堂里办的私塾有严格的区别。红与洪都与黉沾不上边。

上述的孔庙、伦堂均在旧城，即现市群艺馆范围，馆内文安楼后边有一巷子也叫黉学巷。明万历年建新城，孔庙并未迁建，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122年间，汉水三次淹没旧城，孔庙才不得不迁建新城。近十多年出书热虽算得上是好事，可不负责任者也不少，一些书和报刊资料硬把新城孔庙超前为元代建筑，把此孔庙与早先已废圮的彼孔庙混为一谈。包括新编《安康县志》亦犯错，说新城孔庙是元代建筑。准确地说新城孔庙只是保持了旧城废圮孔庙的元代建筑风格，尽管孔庙大部分附属建筑遭毁，其主殿尚存，且目前市政府拨款责有关部门正抓紧抢修，竣工后，以壮安康文脉，服务旅游开放，实为不幸中之万幸矣。

弄清上述历史，新城黉学巷的历史就理清了。确切地说，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新城孔庙，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黉学巷。不过今天的黉学巷在位置上与旧时有区别。进巷口四十米向北直达黉宫（孔庙）即原老巷子，这也是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府署官员率生员祭祀孔子的正道巷子。1956年孔庙周围由于机关单位建房，黉学北巷就不存在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城墙开口子，方便社员过往，与今文昌路相接，此段不属原旧巷范围。

黉学巷既然是黉宫的主行道，必然要提及孔庙。明代《坛庙祀典》：孔庙为“正位南向行进学宫。”历代谥号：汉称“褒成宣圣公”，隋称“先师尼父”，唐称“文宣王”，宋称“至圣文宣王”，元称“大成至圣文宣王”，明称“至圣先师”，清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大成殿正祀孔子严格按《坛庙祀典》规定：台高三尺，广一丈三尺；龛高一丈二尺；神牌七尺二寸，广四尺；神牌座高一尺二寸，广四尺五寸，红底金书。

依序立位的是孔子的弟子、先儒、地方名宦、乡贤等。乾隆年，朝廷令各地孔庙统一悬挂康熙皇帝御书“万世师表”匾。

嘉庆年间，入户黉学巷的是岚皋籍祝姓。祝垲，又名爽亭，生于道光六年（1826），道光二十七年（1847），21考中进士，曾任大顺广道、长芦盐运使等职，一生著作颇丰，战功获二品顶戴。其弟祝爽濂，生于道光十年（1830），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拔贡，19岁入国子监。

祝垲7岁能属文，9岁府试摘冠。7岁时，祝垲被父亲驾在肩上到考院（今安师）天生堂投考，考官日：“子骑父作马”，祝垲从容对道：“父盼子成龙”。

祝垲之子嘉庸，亦7岁入考院投考，考官拿来一块纸，说：“你若能从一写到万，把万数容入纸块，准你入考。”纸块仅口杯大，嘉庸提笔：“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道光二十九年（1849）祝嘉庸与其叔父祝爽濂同考己酉科拔贡入国子监，嘉庸任直隶延津县知县，一门三才子，父子两神童，且学位档次高，兴安学署引以为荣很多年。

近现代，小小黉学巷不乏佼佼者。1905年停科举后，宣统元年（1909）己酉生员荆风翔，又名仞千，书法造诣很深，是名操陕南的书法大家，家里悬荆仞千书法作品，在当时被看作是引以为豪的事。荆著有《安康县乡土志》被以地方志馆藏。

黉学巷的郭治善是民国年陕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今安师）高材生。民国二十一年（1932）代表安康赴西安参加陕西省举办的秋季运动会，获撑杆跳全省第二名，今天看似平常，但在非常封闭，新项目体育竞技尚未传入安康的情况下，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同时，郭治善的书法是继荆仞千后的又一名流。

郭治善的胞弟郭治贞，是国家的水利专家，享受国家水利部副部级待遇，1983年特大洪水，他随李鹏总理来安视察灾情，土生土长于黉学巷的郭治贞，未回故居与郭氏兄嫂侄儿晤面，其投身救灾的敬业精神以及因他熟悉故土，为灾后重建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

文兴街与文兴塔

文兴街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已废弃五十多年的老街巷。它的形成皆因文兴塔而起。

文兴塔本名文星塔，距孔庙后三十米位置，要理清文兴街的来历先要从这同音的一字之别说起。今天双溪寺在清顺治年以前叫泰山庙，山东泰山是皇家封禅祭祀场所，其它各地泰山庙是地方官员代表皇家祭祀场所，史载南宋名将张浚抗金途径安康。因连阴雨被困泰山庙，祈神灵天才放晴，起程后与金兵交锋获胜，他不失诺言对泰山神重塑金身以了心愿。这段历史证明泰山庙最迟也属宋代道教古建筑，文星塔系道家信奉文曲星宿所建，塔是泰山庙建筑群的组成部分。但不属文庙建筑群范围。

明万历年筑新城，泰山庙主廟以南部分被切割，文星塔与泰山庙分离，被圈入城墙内。

清康熙年，道教泰山庙与佛教金堂寺互换，泰山庙更名双溪寺，文星塔遂更名文兴塔。咸丰二年（1852），新城举人张补山受官署委托振修文庙。此后安康科举遂之兴盛，文兴塔附近迁居筑屋者渐多。从新城北门以东沿城墙直至文兴塔，所建院落也比较考究。说是街也不完全是街，因为建筑错落，未成主道。说是巷，错落建筑所留置的行人道比巷宽出许多。

新城本来就是寂静之城，文兴街环境更是静中通幽。

客座有新闻，竹园繁露滴清响，

吾家无别况，桂院微风送异香。

此联的作者就是寓居文兴街的清末举人董铭竹。其笔下竹园桂院之居在文兴街并不少见。但也有不少漂亮的院落并不是主人常住之所，主人经商居住于旧城，文兴街的住宅主要作避水之用，平时象征性地收点房租，有的甚至不收分文，客户则负责看管维护宅院。

文兴街还有不少房屋是旧城大商字号的货栈。旧城驰名药号张协丰设在文兴街的货栈南至府学街，占地近十亩，房数十间，主要用于存放名贵药材，晾晒炮制。1940年9月3日，张协丰旧城库房遭日军轰炸，所幸新城库损毁不多，否则该药号将毁之殆尽。

旧传：文兴塔上生有一株石榴树，每年开花却不年年结果。结果之年就有人进学中举，结几个中几个。每年夏秋之交，围着塔数寻石榴者众多。说来也巧，光绪二十年（1894），陕西省甲午科乡试，董铭竹三篇文章都是最早交卷，学台阅卷大赞：“真是锦心绣口，文不加点，经世之文也”。接下来墨卷交众考官、房师传阅，皆赞不绝口。晚上，学台将墨卷再行尝阅。讵料，学台是个大烟鬼，边阅卷边吸，边吸边赞，可谓爱不释手，决定要把董铭竹取为榜首。

可是到了排榜时，死活找不到卷子，这便没了录取依据。众考官只有说把董铭竹纳入副榜。学台惋惜地说：“那就要委屈他了，权作是半拉子举人。”临到示榜前一个小时，卷子突然找到了，原来墨卷被学台稀里糊涂地压在他的烟盘子下面。总算有了结局。回家后，才听人说塔上的一棵石榴在中秋（正是发榜的日子）那天才全露眼，此前蜘蛛网缠着看不清。“半拉子石榴半拉子举，半拉子压在烟盘底”的故事在安康流传很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府学街扩修粮库，新建卫生防疫站均向北延伸，文兴街遂废弃。一代又一代的老人们说：旧城是一条大船，通往新城的万春堤，万柳堤和长春堤是三条拴船的脉链，文兴塔是固链的龙桩，因有龙桩固链，船才不会被巨浪吞没。笔者年轻时好奇，曾询疑长者，此说是否可信，答曰：它是告诫那些步入仕途的举人、进士，要时时把百姓的事拴在心上。

新编《安康县志》载：文兴塔毁于1967年12月两派武斗。此说有违事实。此塔共五层，六菱形，高十五米，为青砖实心塔，人不可攀，文革中的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作制高点利用，毁其无益。既然逃过文革破“四旧”的高峰期，完全可以保留下来，何况塔与文庙很近，形成一道相映为伴之靓丽的景观，却于武斗停息后的1971年被附近单位偷偷拆毁，侵占其遗址。笔者曾供职于原安康县建筑公司，天天上下班从塔边路过，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北正街

北正街是新城四条主街中最长的一条街。城门曰：拱辰门。拱：卫也，辰：北辰，即北极星。古以为天上之最尊星。《论语·为政》：“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拱辰比喻四方归向之意。

因此，全国很多古城大都是北街长于其它街道，意即归向。北正街从城门至什字口，长一百七十六步，步者六尺，武者三尺，折合今公制单位即353米。北正街与其它三条街不同，于清末向瓮城外延伸约100米，与万柳堤（今解放路）南端交汇。

城：众之居聚所依也，市：众之交易所聚也。乾隆年之前，新城可以说是有城无市。驻防，官学及少数住户日用住行所需大都取之于旧城。此后住户渐增，市仅形之于北正街的南北两头。清末，从长安县移居新城南正街的蒿理，商业头脑精，他认准“什字角，银钱窝”的区域位置，购置了什字口以北的东西对峙两角全部房屋，开日用杂货行，给死水一潭的新城注入了活力。民国中期，蒿家人力不济，退出经营，赵姓杂货铺、郭姓酒铺开业经营。

北正街中段大都是平民居住，人口相对集中，基本没有铺面经营户，有李姓人家四合院称：日新工厂，实际为比手工操作略先进的织袜小作坊，在木架上装置简易传线器械而已，速度高于手工操作两倍多。仅此，引旧城不少人来参观，来者谓：新城人就是聪明。实际上李姓原本就是旧城人。

北门附近（现新城卫生院）马家酱园对面是李家大商号协顺诚，李姓最初拟在新城开拓市场，后来发现新城不宜大宗买卖，恐经营失利，新城房产仅作生活以及旧城商铺避水之用，字号经营仍旧在旧城。可见新城虽有市，商贸依然谈不上活跃。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时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的安康新城人雷宝华开通汉白公路，但当时很少见汽车过境，仅有援助中国抗日的美国人开汽车到安康。1956年以前，安运司汽车站仍被百姓称为马车站。不管怎样，汉白公路开通后，商品流通有马车运输，人流物流相应刺激了市场，北正街城楼下的百米小街空前活跃，药铺、餐馆、茶馆、点心铺、酒铺、杂货铺比较齐全，但与繁华的旧城比，仍逊色许多，不少商品还需求购于旧城，新城有一句口边语：下旧城。下旧城干什么，串门者少，购物者多，托下旧城者顺便捎买点东西也是常有的事。

鉴于旧城屡遭水患，明万历年建新城伊始，备荒仓、常平仓就移建于新城，清顺治三年刘二虎率部攻陷新城，粮仓被焚毁。道光二十三年（1843），恢复重建粮仓于新城北门东侧，属官府平抑粮价之备仓。清末，粮仓大门移至府学街。今粮库基于原址扩建。

入住北正街的移民中，佼佼者当属乾隆末从关中大荔县落户于新城的雷氏家族。雷钟仁道光十六年（1836），恩岁贡生，其弟雷钟德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进士，于重庆、成都等地任知州知府，多有惠政，著《晚香堂诗集》及书法四屏，后由家人捐安康博物馆珍藏。

雷钟德长子雷宝荃，同治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

雷钟德次子雷宝蘅，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任陕西省教育厅秘书，后派往汉中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6返籍任安康中学国文教师，安康县救济院院长等职。

雷钟德三子雷宝华，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天津北洋大学，获博士学位，1928年赴德、法、英、美四国考察工业。回国后就任天津北洋大学教务长，1934年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1943年至1947年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1948年去台湾。其子雷颖先后毕业于美国军官高级班，美国三军工业大学及台湾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将官班，任台湾机械工程师学会常务理事，台湾机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入台湾名人大词典。1995年《四川日报》刊登金州人物介绍雷颖，《安康日报》转载代其寻找在新城居住的雷氏血亲。（雷氏家于1935年由北正街迁居南正街）

另一位名人是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安康县党部书记长、1949年参与安康县自卫团起义的张蕴锐先生。他于1981年至1987年任汉滨区六至八届政协委员、常委。1981年7月15日，老先生以72岁高龄撰写《不能排除洪水灾害对安康县城威胁的危险性》提案，历数汉江洪水及南山暴雨在历史上给安康县城造成的危害，提出促火石岩电站尽早建成蓄水，调节流量以及大力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治本措施和加固堤防，疏通南山排洪渠等七条治标方略，其论理论据充分，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令人惊叹。

仅仅时隔一年，提案所及，不幸言中，1983年7月31日，百年不遇特大洪水使旧城几近毁灭。洪水过后，该提案在原地县领导层引起强烈反响和震动。1986年新编《安康县志》全文收录。

砖头街

新城的砖头街如同旧城的砖头街一样，它已从人们的视角中消失。作为旧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它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反映了新时代的文明进步。

老一代的建筑工人在谈到安康旧街巷的建筑特点时说：旧城西关的民宅多以青色毛石为主，东关的民宅多以青砖为主，新城不存在水患威胁，民宅大都为土糊其（木模制作的半潮半干的土坯）。

砖头街作为乞丐，俗称叫花子之聚集住所，全是用拣来的半截砖头垒起的破烂低矮棚子，居者不属固定居住的地方居民，也不属移民，而是介于游民或棚民之间。

安康军分区于文革武斗结束后向北延伸，增容扩建。扩建前，新城卫士院围墙外是一片开阔地，与西井街相通。砖头街即由城门沿内城墙深入30多米，再向南50余米，右拐西30多米，呈之字形，严格地说，砖头街是北正街的附属巷子。

砖头街是旧中国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因为它与乞丐现象相捆绑，街名往往出自百姓之口，难登大雅之堂，志书不会记载收录。

正面出现的是官办机构：养济院，自明代始，至清代末，安康一直有收养穷民机构。旧城养济院水毁后，同治九年（1870），迁院于双溪寺左边。建院，迁院，修院诸事宜，知府和县令均勒石以记。

养济院收留的大都是当地的孤寡老人和孤儿，数量十分有限。城墙内，城墙外，近在咫尺，养济院与砖头街并存，官与民都一言难尽。

养济院收留的对象是有根有底的穷民，也有许多是保卫城池战死的兵丁遗属，带有一定的优抚成份。而砖头街的叫花子，成份比较复杂，有因身体缺欠而失去劳动能力的，有因天灾人祸或伤病无钱医治的流离失所者，痴聋傻哑者有之，明达事理者亦不少，也有假叫花子混入其中。

同治初年，湖北人陈得才率部围城两月攻下新旧二城。传说事先有扮作叫花子的探子以讨饭为名潜入城中侦察驻防，首先突破新城东南线薄弱点，乘夜爆破城墙得逞。驻防于新城的兴安总镇署亦暗派探子扮成叫花子混入砖头街，作职业侦探。

名副其实的真叫花子一般都很懂礼节，痴聋傻哑者也能区分出好与歹，他们并不是一群穷吃饿喝的乌合之众，他们是不得已而走上这条道上的弱势群体。对于经常救济他们的人家，若过红白喜事，叫花子中的头先前去联系，或请缨帮忙捧人场，或根据自己的经济处境，象征性地送份子。若是不收，他们会认为是主人瞧不起叫花子，主家往往是推辞一番后热情照收。主家酒席款待，八道正菜只吃完三道菜，叫花子就退席道谢，以示他们的人格尊严，笔者二十多年前曾走访过几位高龄老人，他们说，真正的叫花子硬棒得很，把脸面（尊严）看得个紧，除了要饭，不贪占其它便宜。

面对今天手持话筒满街放歌的“残疾”乞丐，面对一纸遭遇不幸，牌子随地一铺，语无半句的求救者，面对长者暗地放风，幼稚面孔追逐行人索钱的失学孩童以及种种不伦不类的乞丐，人本能具有的同情心、怜悯心、慈悲心、天地良心，却常常在真真假假的质疑中徘徊，呆滞，甚至屡屡上当受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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